正和摄影散文《我到哈达铺——长征九十一年祭》
我到哈达铺
——长征九十一年祭
振 东
我是循着那面发淡的红旗而来。我乘动车抵达哈达铺站的那个下午，天色灰蒙，镇子夹在黄土山沟里，像一条蛰伏的瘦脊。街巷两旁的铺面都闩着门板，门缝里却透出些微弱的人声。我站在镇口的老槐树下，看见远处几个穿灰布军服的人影，在炊烟里若隐若现——那是刚过去的红军，他们留下的影子还粘在墙根上、井台边，像褪了色的墨迹。
我走过那条后来被叫作红军街的石板路。石板被九月的雨洗得发亮，缝隙里钻出些不知名的野草。有个老汉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袋锅子一明一灭的，照亮他脸上的沟壑。“你是找他们的?”他朝街那头努努嘴，“都住下了。毛先生住在义和昌，就那家药铺。”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两层的木楼立在街角，二楼临街的窗户还洞开着，像是刚刚有人推开看过街景。
药铺的柜台是空的，柜面上薄落着一抹淡灰。后院的天井里，放着一张条凳，一只粗瓷碗。我伸手摸了摸条凳的边沿，木头磨得光滑，沁着些凉。当年坐在这里的人，刚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脚上的草鞋磨穿了底，裂口处露出紫黑的冻伤。他们坐下的时候，想必长出了一口气——从岷山下来，在腊子口打了一仗，子弹呼啸着从耳旁飞过，石壁溅起的石屑打在脸上生疼。但都过去了。此刻鼻子里钻进的是当归、黄芪的气味，是这药铺里特有的、安神的药香。宕昌的老乡说，哈达铺的当归须根粗壮，最能补气养血——给走了两万里的身子骨补一补，‘沃野′得很。
从药铺出来，往西走不过几十步，便是那张改变命运的报纸被发现的地方。
邮政代办所的木牌子还在，字迹已有些斑驳了。我轻掀半掩的排门，听见门轴吱呀一声，宛如一声叹息。那柜台还是当年的模样，格子架上散落着几页泛黄的纸。就是在这里，侦察连的战士从邮政代办所的格子架上翻出一捆旧报纸来，纸面因受潮而微皱，印着“陕北匪患”几个大字。他本是随便翻翻的，手指却突然停住了——秋风吹动报纸边角，发出细碎的、干燥的响声，像无数只蝴蝶在振翅。刘志丹、徐海东，这些名字从铅字里跳出来，带着油墨的温度。我似乎看见他攥着报纸的手在发抖，然后转身跑出去，布鞋踩在石阶上，踏、踏踏，踏、踏踏，那声音穿过半个镇子，一直传进义和昌药铺的阁楼里。那一阵风，把一张旧报纸吹成了整个队伍的方向。
傍晚时分，街上飘起饭香。那大概是一年来最香的一顿饭。米是哈达铺的米，菜是老乡刚从地里拔的，汤里还漂着几星油花。镇上的人把门板卸下来，让出店铺，腾出院落。炒菜的锅铲刮着锅底，刺啦刺啦的，听得人心里暖。我看见那些穿灰军装的人围坐在一起，端着粗碗的手还有些抖，但比在草地里稳当多了。有个小战士吃着吃着忽然哭了，眼泪掉在碗里，他慌忙用手背去擦，旁边的人拍拍他的肩，什么也没说。门口的老乡端来一碟咸菜，搁在条凳角上，用生硬的官话说：“多得很，放开了吃。”小战士抬头看了看，把泪抹了，又扒了一口饭。
整编的命令就是在这样吃饱了的夜晚发下来的。红一方面军、军委纵队的番号收起来了，像叠好一件旧衣裳。彭德怀、毛泽东的担子从电报稿上挪到战马上，队伍却轻快了许多。第二天清晨出发的时候，天还没全亮，有人看见毛先生从药铺里出来，披着件半旧的棉袄，在街心站了一会儿。月光还挂在西边的屋檐角上，照着他的影子长长地拖在石板地上，往北，一直往北。
一年后，又有一队人经过了这里。那是红二、四方面军，他们在哈达铺住了近两个月。镇上的老人还记得，那年秋天雨水特别多，湿漉漉的街道上每天都有人在刷标语、开大会。苏维埃政府的牌子挂在原来保公所的门上，墨迹淋漓的，带着新鲜木料的气味。扩红的消息传出去，后生们从山坳里、从田埂上跑来，布衫上还沾着稻壳。有个十七岁的后生，娘追到镇口，把一双新纳的布鞋塞给他，只说了一句：“往北走，走到会宁去，那里有人等着咱。”后生接过鞋，转身汇入队伍，再没回头。镇东头的张大妈在门口摆了个茶摊，过路的兵喝一碗，她从不收钱，只问一句：“走到哪了?”答的人总是指指北边的山头。
我离开哈达铺的时候是清晨。镇子还没醒，只有几条狗在巷子里踱步。义和昌的阁楼上，那扇窗户依然洞开着，山风从窗洞里灌进去，卷起桌上的纸页沙沙响。邮政代办所的门虚掩着，门缝里夹着半页报纸，被露水打湿了，模糊的字迹里，依稀可以辨出“陕北”两个字。
镇口的槐树下，不知谁放了一双草鞋。鞋底磨得只剩下几根筋络，却还保持着朝北的形状。我弯腰看了看，那草茎里嵌着些红褐色的土——是哈达铺的土，也是陕北的土。原来在它们脚下，大地早已悄悄连在了一起。
太阳升起来了。整个哈达铺浸在金色的光线里，那些老房子、石板路、门板上的标语残迹，都像刚刚醒过来似的，吐出一口温热的、沾着露水的呼吸。九十一年了，药铺里那张条凳还等着有人坐下歇歇脚，邮政代办所的旧报纸还在等待一双手把它展开。我走在红军街上，脚步声在两侧木板墙上弹来弹去，渐渐合成一片更宏大的回响——那是行军的声音，是鞋底摩擦砂石的声音，是千千万万双脚向着同一个方向走成大地鼓点的声音。
2026年7月1日 于哈达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