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卓同志提出的“20个行业集中论”犹如春雷乍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央企业改革迈入结构重塑新阶段

　　3月5日正值惊蛰节气，象征着万物复苏、春雷始鸣。在这一天，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玉卓提出的“20个行业两个集中说法”恰如一声春雷，标志着中央企业改革进入结构重塑和战略调整的全新阶段，显示出国家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面的坚定决心与清晰方向。

　　同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制定和实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话音未落，在两会“部长通道”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玉卓便面向中外记者宣布了“两个集中”的具体部署：即将中央企业的资产尽可能集中到国民经济97个行业大类中的20个重点行业，并使中央企业88%以上的营业收入同样集中到这20个行业。其后进一步提出“三种能力”，即强化国有经济服务国家战略的功能、提升服务民生的能力，以及在科技创新方面加强布局的能力。这一“两个集中20个行业、三种能力”的体系，清晰展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尽管表述中使用了“尽可能”这样的措辞，但这恰恰反映出国家在推进国企改革过程中既注重实际可行性，又明确表达了改革的坚定意图和战略方向。

　　回顾两会“部长通道”上张玉卓的发言，他系统阐述了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的总体思路。他强调，总书记提出的“三个集中”是根本遵循，即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集中，以及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目标是通过数年的持续努力，扭转国有经济布局中存在的战线过长、分布过广，同时高端供给不足、低端产能过剩的局面，实现资产和营收向20个重点行业的高度集中，从而切实强化国有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需求以及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核心能力。

　　这实际上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央企集中论”体系。总书记提出的“三个集中”确立了改革的旗帜和方向，张玉卓部署的“20个行业集中”目标明确了具体任务，实现“三种能力”则提出了能力建设要求。这一体系融合了“旗帜论”“目标论”与“能力论”，再辅以清晰的“路径论”，形成了系统、全面的改革框架。

　　由此，我们对“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这些纲领性表述，有了更加具体和深刻的理解。改革部署的脉络变得清晰可辨，犹如一阵轰隆隆的春雷，预示着“十五五”时期深化改革将以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为主要目标，重点在三大方面取得新突破：一是在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上实现关键突破;二是在提升中央企业活力与效率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三是在提高监管有效性方面构建更加科学的机制。其中，第一个突破具有决定性意义。

　　与以往改革不同，此次采取了“倒流水工作法”，即先明确目标，再制定具体措施，显示出国家推动改革落地、务求实效的坚定态度。在国民经济97个行业大类中，推动央企资产和营收向20个重点行业集中，不仅标志着行业格局的重大调整，更是落实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深化国企改革提升行动的标志性举措。这一安排并非简单的规模收缩，而是从外延扩张转向结构重塑、功能强化和质效提升的战略转型，意味着国资国企改革进入了以布局优化引领整体改革的新时期。

　　本文进一步从战略逻辑、核心内涵、实施路径、改革意义及需关注问题五个维度，系统阐释“20个行业集中论”的政策要义与实践方向，旨在为相关决策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第一个问题，战略逻辑：为什么要推动“20个行业集中论”?

　　推动中央企业资产与营业收入向20个重点行业高度集中，是基于新发展阶段的要求，应对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强化国有经济战略支撑功能的必然选择，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紧迫性。

　　(一)着力破解布局分散、战线过长、竞争力不强的突出矛盾。长期以来，中央企业存在涉足领域过宽、资源分布过散、主业聚焦不足等问题，部分企业业务范围庞杂，导致同质化竞争严重、重复建设频现、低端供给过剩与高端能力不足并存的结构性困境。当前，我国国有经济领域存在供给不足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并存的问题。通过推动行业集中，可以从源头上压缩和减少非核心业务布局，将优势资源集聚到关键领域，有效解决“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的结构性矛盾，推动国有资本实现从分散到集中、从低端到高端的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整体竞争力和发展质量。

　　(二)强化国有经济战略支撑功能的内在要求。中央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必须在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四大功能方面发挥顶梁柱和压舱石作用。所确定的20个重点行业覆盖国家安全、能源资源、高端制造、基础设施、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国民经济关键领域，是关系国家命脉的核心环节。推动资本和营业收入向这些领域集聚，实质上是将最优质的资源配置到最关键的部位，从而确保国有经济能够有效掌控大局、保障安全、稳定命脉、强化引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全局。

　　(三)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自主可控的现实需要。当前全球产业格局正处于深度调整期，外部环境的遏制打压不断加剧，我国在关键技术、核心材料、重要能源资源等领域面临严峻的“卡脖子”风险。中央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中上游，是保障链条稳定、强化链条韧性的核心力量。推动行业集中有助于做强链主企业、贯通上下游环节、补齐短板弱项，切实提升产业链的韧性和自主可控能力，从而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四)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举措。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20个重点行业正是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集中涌现的主要领域。推动资源向这些行业集中，有利于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国有资本结构的优化升级带动整个产业体系向更高水平迈进，加速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五)提升全球竞争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必由之路。世界一流企业普遍具有主业清晰、核心突出的特点。推动行业集中，能够引导中央企业瘦身健体、聚焦主业，减少非核心业务的拖累，将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集中配置到优势赛道，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旗舰型龙头企业。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和资源配置能力，也将加快打造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

　　第二个问题，核心内涵：“20个行业集中论”集中什么、投向哪里

　　其核心在于推动国有资本向国家战略必争领域集中，主责主业向核心赛道聚焦，真正实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布局优化。

　　(一)集中的目标口径。在国民经济97个行业大类中，优先将央企资产集聚到20个重点行业，使这些领域的营业收入占比达到88%以上，形成主业高度聚焦、结构显著优化、功能精准匹配的国有经济布局形态，推动国有经济从“广覆盖”向“强核心”实现质的跃升。

　　(二)20个重点行业的基本方向。围绕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重点布局以下类别：

　　1. 能源资源安全类：包括石油石化、电力电网、煤炭、战略矿产、粮食与物资储备等;

　　2. 国防军工与高端装备类：涵盖军工、航空航天、船舶海工、轨道交通、高端装备制造等;

　　3. 基础设施与管网物流类：如通信网络、油气管网、现代物流、重大基础设施等;

　　4. 关键基础材料类：包括钢铁、有色、化工、关键新材料等;

　　5. 数字经济与未来产业类：涉及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

　　上述领域均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和经济运行的关键底座，是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主战场。

　　(三)集中的核心原则。

　　坚守功能定位：始终服务国家战略，不与民争利，避免简单退出或盲目扩张;

　　坚持主业刚性：严格控制非主业投资，持续清理“两非”(非主业、非优势)和“两资”(低效资产、无效资产);

　　坚持创新引领：推动资源向创新链前端和价值链高端集中;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运用市场机制推动重组整合与结构优化，确保过程规范有序。

　　第三个问题，实施路径：如何实现“20个行业集中论”

　　要实现行业集中目标，必须坚持存量调整与增量优化并举、重组整合与机制改革协同、监管引导与企业主体联动，打出一套系统性的组合拳。

　　(一)以战略性重组为关键路径，着力培育产业链链主和行业龙头。通过推动企业间横向的强强联合与纵向的全链条贯通，在能源资源、矿产资源、装备制造、现代物流、先进新材料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系统整合并重点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旗舰型领军企业，显著提升产业集中度和国际话语权，加快形成“一个行业一家主要企业、一家企业一个龙头引领”的集约化发展新格局，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在产业生态构建和创新发展中的核心牵引与主导作用。

　　(二)以专业化整合为主要手段，聚焦主业做强做优做大。积极推动同类业务和资源向专业化平台集中，实现归核化发展，最大限度减少内部竞争和资源耗散，全面提升运营效率与协同效益。持续清理退出非主营业务、非优势业务，加快处置低效无效资产，推动企业瘦身健体、提质增效。严格执行主业目录管理制度，强化投资方向和范围的刚性约束，从源头上有效防止企业盲目扩张和偏离主业。

　　(三)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重要平台，提升资本配置和运营效率。充分发挥两类公司在资本运作、结构调整和价值管理等方面的专业功能，推动国有资本跨区域、跨行业、跨企业有序流动和合理集聚，实现保值增值和战略功能。综合运用并购重组、上市整合、基金投资、股权运作等多种市场化方式，做到“有序进入重点行业、有效退出低效领域”，在动态调整中持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提升整体效益。

　　(四)以增量资本投入为引导手段，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能级跃升。新增国有资本优先投向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环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前沿，重点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空天科技等新兴领域的布局力度，以增量投资带动存量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动力引擎。

　　(五)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重要突破口，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和作用。稳妥推进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军工等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具有高度协同性和战略匹配度的优质投资者，通过混改促进机制转换、管理提升和活力激发，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协作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显著增强国有资本的带动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加快构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现代产业生态体系。

　　(六)以考核监督为重要保障，强化战略引领和刚性约束。优化完善考核评价“指挥棒”体系，将主业集中度、产业链控制力、科技创新投入强度、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等关键指标纳入核心考核范围。持续强化投资监管、产权管理、财务监督等基础管理，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国有资本布局方向不偏离、资源要素集中到位、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

　　第四个问题，改革的深远意义：标志着国企改革进入全面深化和结构重塑新阶段

　　中央企业“20个行业集中”的战略部署不是局部性或适应性调整，而是一次全局性、深层次、战略性的结构重塑与布局优化，标志着我国国资国企改革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和发展台阶。

　　(一)发展方式实现根本转变，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引领。彻底告别以往“铺摊子、上规模”的传统发展路径，转向强化核心竞争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的内涵式发展新路，以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带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国有企业从“做大”向“做强做优”的根本性转变。

　　(二)改革逻辑发生深刻变化，从被动调整转向主动布局。从以往针对具体问题和困难的被动整改与应对，转向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围绕现代化建设全局进行前瞻性布局和系统性塑造，国有经济在国家安全、科技自立自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的战略定位更加清晰、功能作用更加精准有效。

　　(三)动力机制加速转换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向科技创新领域集中集聚，支持央企打造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和持续动力。

　　(四)监管体系持续优化完善，从分散监管转向精准治理。以国有资本布局优化为契机，带动分类改革、分类考核、分类授权等差异化治理措施落地，推动监管方式更加聚焦功能定位、更符合企业实际、更注重发展实效，促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与市场化经营机制深度融合。

　　(五)发展空间实现战略拓展，从国内协同迈向全球竞争。通过主业集中和资源整合，不断提升中央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市场、参与竞争的能力水平，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有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与发展利益。

　　中央企业行业集中改革，是新时代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标志性重大工程，是深化国企改革、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战略举措。推动国有资本向20个重点行业集中、使88%以上营收来源于主责主业，本质上是对国有经济功能定位、产业结构、空间布局进行的系统性重塑和整体性重构，标志着国企改革从过去的点状突破、面上推进，正式进入了以结构重塑牵引全面深化、以布局优化带动全局发展的新阶段。

　　第五个问题，需要注意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改革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急于求成、刮风搞运动。

　　要充分认识改革的长期性和阶段性。实现20个行业集中布局的目标是一个持续演进、分步推进的过程，需要在一定时间周期内有序实现，必须科学划分改革阶段、扎实做好每一步工作，最终目标的达成需要持续努力，不能期望一蹴而就。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当前的重点并非完全集中在这些行业，而是大约88%的资源或关注度集中到了这20个关键行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领域被忽视，因为服务业及其相关配套环节，包括供应链、支持性产业和多元化服务，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我们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简单方式来处理，必须考虑到整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其次，国有企业本质上仍然是企业实体，其核心目标之一是实现盈利和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组织，它们承担着重要的经济责任，这是不可忽视的方面。盈利性业务不能随意放弃，而应通过逐步转型来实现优化，这需要一个缓冲期和过渡阶段，以确保平稳过渡并避免。

　　第三，在推进任何变革时，必须注重路径、方法和时机的选择。使用“尽可能”这样的表述，意味着我们需要审慎评估可行性：是否能够实现?如何实现?这一切都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以验证我们的路径是否正确、方法是否得当。结果可能是完全可行、部分可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不可行，这都是正常的，需要灵活应对。

　　第四，改革过程应当循序渐进，逐步实施，而不能因为追求长远目标就立即停止当前的各项工作。做事最忌讳的是跟风、一刀切或简单化处理，这些做法往往会导致原本良好的意图演变为负面后果，破坏既有成果。

　　第五，我们不能仅仅依赖行政命令来推动一切，而应强调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确保所有行动合理、合法、合规。这有助于建立可持续的机制，避免人为干预带来的不确定性。

　　当前，各地正在制定“十五五”规划，因此，这更多是提供一个方向和框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过程论、系统论和矛盾论等思想方法，强调因地制宜的重要性。每个地区都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调整和实施，而不是盲目跟从。

　　总之，国有企业改革正进入一个结构重塑的新阶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在思想上，面向“十五五”时期，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服务国家战略，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通过加大力度推进重组整合、结构优化、科技创新与机制创新，我们可以推动国有资本在集中中做强、在聚焦中引领、在担当中立柱，从而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战略支撑作用。这将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保障，确保长期稳定和发展。

　　本文作者：叶宽，山东临沂大学乡村振兴学院教授，吉林大学特聘教授，贵州大学教授，中国乡村振兴课题组成员，农村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