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我国提振消费之策的三项指标
扩大内需绝非短期应对之策，而是关乎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战略性抉择。作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着力点，扩大内需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意义，而进一步提振消费则是这一战略中的关键环节。从现阶段宏观目标层面来看，提振消费通常可具体表现为消费增长率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以及消费率(即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的稳步增长。尽管这三个指标的提升都依赖于消费需求的有效扩张，但它们在政策设计与执行层面却存在一定差异，具有不同的政策含义和操作导向。
要在提振消费过程中实现目标设定科学、政策导向清晰、执行措施有力，并确保三者之间协调一致，就必须深入理解各指标的科学内涵、演变规律及现实约束。具体而言，需系统比较和分析消费增长率、消费贡献率与消费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发展趋势及可能存在的矛盾。这不仅有助于厘清不同指标对政策响应程度的差异，也能为下一阶段我国在制定消费促进战略、确立合理目标体系、实施精准有效的政策举措，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逻辑框架。因此，对三大消费指标进行辨析与整合，成为提高宏观政策效能、实现内需驱动型增长的重要前提。
一、论提振消费三项指标的经济学内涵与政策导向
从宏观经济学理论框架出发，消费增长率、消费贡献率与消费率作为衡量消费动态的三大核心指标，分别对应着短期需求管理、增长结构分析和长期均衡状态三个不同维度的宏观经济及其政策议题，共同构成理解消费与宏观经济互动关系的重要分析工具。
消费增长率指的是最终消费支出年度同比增速，这一指标主要用于刻画商品与服务消费市场的扩张速度，反映居民部门消费需求扩张的边际变化。其变动通常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者信心指数、预期调整以及资产财富效应等因素密切相关，本质上体现的是“消费总量”的动态扩张进程。作为流量概念，消费增长率更侧重于边际变化对短期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的影响，而不直接涉及存量的结构演变，是衡量短期需求侧活力的关键指标。若消费增长率出现持续性下滑，例如因未来不确定性增加导致预防性储蓄上升，即便作为长期结构指标的消费率保持稳定，也可能引发有效需求不足、企业库存积压及非自愿失业等问题。因此，宏观政策需通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例如减税降费、发放消费券或加大公共服务支出，以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并直接激励短期消费行为。
消费贡献率衡量的是最终消费支出增量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量中所占的比重，用于评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它是一个边际意义上的增量结构指标，揭示经济增长中需求侧动力的构成与转换机制。该指标在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短期动力的同时，需结合资本形成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等进行综合判断，才能准确评估增长的可持续性。需警惕的是，较高的消费贡献率有时可能掩盖结构性问题。例如，若消费增长主要依赖居民部门加杠杆推动，短期内虽会提高消费贡献率，但伴随储蓄率下降，可能抑制长期资本积累与投资能力，进而削弱经济长期增长潜力，这与宏观经济学中“投资是长期增长核心驱动力”的基本规律相悖。此外，消费贡献率上升亦可能源于投资或净出口的周期性下滑，而非消费绝对规模的健康扩张。因此，应对低消费贡献率不能仅依靠临时性补贴措施，而应在短期内通过稳就业、提高劳动者报酬、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等手段，增强消费内生动力，同时统筹协调消费、投资与进出口的良性循环关系。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消费与社会消费总额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该指标用于刻画经济总体中最终产品与服务用于消费的比例，是反映长期经济结构特征和居民实际福利水平的重要参数。作为存量均衡概念，消费率关联经济长期潜在产出水平与自然失业率。从发展经济学视角看，较高的消费率通常标志着经济体进入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增长动力更多依靠内需拉动。消费率本质上由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的宏观均衡所决定，依据凯恩斯“储蓄—投资”恒等式，若消费率长期偏低，则可能反映储蓄过剩现象，易导致有效需求持续不足、产能过剩及通货紧缩压力。提升消费率并非依靠短期刺激政策即可实现，需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与消费升级相匹配、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系统性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等一系列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方可逐步优化经济结构，实现消费与投资的动态平衡。
二、基于三项指标审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趋势之变迁
正是由于基本内涵及其政策指向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大消费指标——即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增长率——的变化路径呈现出明显不同的轨迹特征。这些指标分别映射出短期内的总需求波动与消费扩张态势、中期的投资消费循环机制与增长动力转换，以及中长期的经济结构优化与增长模式变迁，共同构成了观察中国消费变迁的多维视角。
我国消费增长率的变化过程表现出鲜明的阶梯式下行特征，这一趋势深刻反映了消费货币化进程的深化、消费层次的持续升级以及消费模式的根本转型。从改革开放初期至2012年，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货币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居民货币性收入显著增加。同时，轻工业的蓬勃发展与消费品供给的日益丰富，推动了从“老三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到“新三件”(冰箱、电视、洗衣机)的快速普及，促使商品消费出现“井喷”态势。在这一阶段，1978年至1998年期间，我国年均消费增长率高达16.84%，创下同期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消费增速的最高纪录。
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开始实施以扩大内需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并长期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住房制度改革推动房地产行业迅速货币化，空调、电脑、移动电话、微波炉、摄像机以及汽车等耐用消费品逐渐进入普通家庭。更重要的是，教育文化、医疗保健、娱乐休闲等服务性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快速上升，住、行消费和服务类消费共同成为推动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力量。在此背景下，1999年至2019年间的年均消费增长率保持在12.11%的水平。
2020年以来，我国逐步逼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从全球发展经验来看，这一阶段通常伴随之而来的是消费增速触顶回落，同时居民消费结构逐步由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生存型消费”为主，转向更注重个人发展、体验提升的“发展型消费”占主导地位，服务性消费比重持续提高。然而，服务消费潜力的充分释放依赖于更高水平的居民收入、更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更充足的休闲时间，通常需要配套的体制机制改革作为支撑。由于相关领域的改革进程相对滞后，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缓慢，导致整体消费增速未能延续商品消费爆发期的高增长态势。2020年至2024年，我国年均消费增长率进一步下降至6.13%。这一变化虽表明消费增速放缓，但同时也折射出我国消费需求正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重大转型，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演变。
我国最终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1953—2024)
资料来源：WIND中国经济数据库，下同。
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整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波动性特征，这一波动趋势深刻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由周期性经济波动与宏观政策调整所带来的需求结构演变的基本方向。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随着商品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与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消费在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从1979年起，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改革开放之前长期低于40%的水平，迅速跃升至55%以上。这一变化突出体现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企业改革以及商品流通市场开放，极大地激活了国内消费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形成了购销两旺的良好局面。
然而，1984年我国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物价水平的大幅上涨削弱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加之此前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与基础设施投资的快速增长所产生的持续影响，自1985年起，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回落至50%左右，甚至一度低于该水平。1988年开始实施的为期三年的经济治理与结构调整政策，有效抑制了无序投资行为，使得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在此背景下，1989年与1990年，最终消费贡献率分别达到79.5%和89.1%的历史峰值。
随着治理整顿阶段的结束，在1991至2001年期间，消费贡献率逐步向历史平均水平回归，稳定在年均58%左右。进入21世纪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外部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增强，同时重工业化进程加速推动投资快速增长，导致2002至2008年间，消费贡献率下滑至年均47%的水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外需显著收缩，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应减弱。在这一形势下，2008至2019年期间，消费贡献率重新回升至58%的历史均值区间。2019年以后，消费贡献率波动幅度进一步增大。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首次出现负值。2021年，由于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消费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恢复，贡献率大幅反弹至60%。2022年，疫情反复导致接触型消费持续低迷，同时为稳定经济大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以投资拉动为核心的支持政策，使得消费贡献率回落至49.3%。
2023年，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不足，我国出口呈现负增长态势，在此情况下，消费贡献率大幅攀升至85.6%，创下阶段性新高。进入2024年，随着国际市场需求逐步回暖，叠加“抢出口”效应的消退，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回升，相应地，消费贡献率下降至44.5%的水平。
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增长、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以及最终消费率变化情况(1978—2024)
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变化总体上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显著趋势特征，这一演变轨迹清晰地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持续调整与动态转换过程。相较于消费增长率以及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等其他宏观经济指标，最终消费率的长期变动显示出更强的规律性和结构性，能够较为全面地体现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内需与外需之间的结构变动，以及不同宏观经济部门之间资金流动与分配格局的动态平衡。
具体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积极调整长期以来重积累、轻消费的发展模式，通过扩大消费品供给、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等一系列措施，有效激发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活力。在这一阶段，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显著提升，从1978年的49.8%上升至1983年的56.5%，达到历史峰值。与此同时，最终消费率也由61.9%提高到67.3%，实现了短时期内的快速跃升，显示出消费拉动作用的增强。
然而，自1984年起，随着我国逐渐转向以投资和出口为主要动力的“投资驱动型”和“外贸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国民经济结构出现明显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呈现下降趋势，从1983年的56.5%逐渐回落至2007年的41.36%，成为阶段性的历史低点。相应地，最终消费率也由67.3%持续下滑，至2010年降至49.9%，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示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有所减弱。
2011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工业化进程推进至中后期，内需市场持续扩大，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国民总储蓄率开始出现下降，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再一次发生重要转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比重自2012年的49.2%回升至2023年的52.8%。同一时期，最终消费率也由2011年的51.1%稳步上升至2024年的56.6%，回升至较高水平，标志着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向更加依赖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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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变化情况(1975~2023)
数据来源：1992~2003数据来自于WIND经济数据库，1992年之前数据根据历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计算得出。
图4 我国最终消费率变化情况(1952—2024)
三、基于三项指标审视我国提振消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依然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这一结构性矛盾。因此，我们需要以系统、辩证的视角合理看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最终消费贡献率以及最终消费率这三个关键指标的变化趋势，准确把握政策方向，科学研判当前我国消费领域所面临的短期增长动力不足、对经济拉动作用持续性不强以及内需结构亟待优化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与矛盾。
从消费增长率来看，近年来出现明显下滑，短期增长动力呈现不足。2019年至2024年间，我国年均最终消费增长率已下滑至6.58%的水平，不仅显著低于1978至2018年间14.61%的年均增速，也低于2009至2018年间12.39%的年均水平，并正逐步向5%以下的历史较低区间靠拢。商品消费增速放缓尤其明显，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3.5%，远低于2014至2019年新冠疫情前年均10.05%的增幅。短期来看，消费增速放缓反映出居民消费动力减弱，主要归因于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导致消费预期转弱、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阵痛，以及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对居民财富效应的削弱。具体来看，2024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68.32%，较疫情前下降约2至3个百分点;2025年前三季度，住户部门短期贷款减少2304亿元，这一金融数据也被视为居民信心不足、主动去杠杆的直观信号。面对这一形势，有必要通过更有力的宏观政策调控和增量总需求管理，推动消费增长率逐步回稳。
在消费贡献率方面，其波动幅度较大，反映出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持续性尚不稳固。近年来，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出现较大起伏。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消费贡献率大幅降至-4.3%;2021年，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和复工复产推进，迅速回升至60.1%;2022年因疫情反复又回落至49.3%;2023年在疫情结束、消费回补及外需收缩的叠加作用下，消费贡献率一度冲高至85.6%，创下历史较高水平;而到2024年，受高基数效应和外需扩张影响，又下降至44.5%;2025年前三季度，在以旧换新等强刺激政策推动下，仅回升到53.5%。从历史角度看，消费贡献率波动大于消费增长率和消费率属常态，但从中期来看，以往依靠出口扩张和投资拉动转化为消费的传导机制有所弱化，亟需疏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链条中的堵点、卡点，推动投资与消费之间形成更顺畅的良性循环。
就最终消费率而言，我国仍处于相对偏低水平，经济结构转型亟待深化。自1996年起，我国消费率就呈持续下滑态势，从60.2%一路降至2010年的49.9%。2011年之后虽有所回升，但增速缓慢。2024年，我国消费率为56.6%，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近年80%以上的水平，也低于全球平均的77%，甚至落后于印度(71%)和越南(64%)等新兴经济体。其中居民消费率仅为40%左右，低于全球56.6%的平均水平。消费率偏低集中体现了我国经济结构中长期存在的失衡问题，根源包括供给结构不适应消费升级、收入分配机制不够合理、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等多方面因素。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构建更加有利于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长效机制，推动经济向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转型。
四、关于将提振消费确立为我国重要战略基点的政策建议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大力提振消费作为未来五年扩大内需的重要战略任务，明确提出应当从科学设定发展目标出发，统筹推进短期政策优化、经济结构调整以及长效机制构建，全面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科学平衡消费与增长的关系，合理设定居民消费率目标。“十五五”规划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的坚定决心和战略导向。但需要认识到，根据历史变动趋势和国际经验，消费率是一个深层次结构性指标，既取决于消费本身增长的阶段性变化，又有赖于投资与外需变化的周期性趋势，绝不能以弱化投资或外需以及牺牲经济增长作为代价来换取消费率的短期提升。在科学设置居民消费率指标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推动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和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基本要求，准确找到积累与消费的“黄金平衡点”，系统推动居民消费率合理回升和持续稳步增长，实现消费与投资的良性互动。
着力优化需求管理政策，全方位提振国内消费，切实加快提升消费增长率。应进一步扩大财政支持消费的力度，持续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在继续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基础上，积极拓展财政资金支持服务消费的领域，继续实施财政对消费金融的贴息支持政策。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持续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的支出规模。严格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充分释放节假日消费潜能。不断完善促进消费的制度性机制，切实加快清理汽车、住房等大宗消费领域的不合理限制性措施，为消费增长创造更加良好的制度环境。
加快促进经济循环畅通，提升消费内生增长能力，切实稳定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以居民消费升级为导向，不断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规模，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扩大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实现“有效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统筹推进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各项工作，切实提高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能力。延续出口退税、信贷贴息等政策，稳定外贸企业基本面，避免出现大规模裁员潮冲击消费信心。稳定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修复和优化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有效释放居民财富效应。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有效改善消费环境和市场秩序。
有力夯实制度基础，构建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稳步提升最终消费率。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稳定居民的收入来源和预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并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失业及工伤保险覆盖面，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从根本上消除居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社会保障、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方面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充分释放转移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潜力。
本文作者：叶宽，山东临沂大学乡村振兴学院教授，吉林大学特聘教授，贵州大学教授，中国乡村振兴课题组成员，农村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