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产力理论”的核心要义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
摘要：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质量发展迫切要求构建并完善“新的生产力理论”，这一理论是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赋予了生产力以全新的时代内涵和更丰富的理论层次。物质生产力的核心本质在于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与生产效率，“新的生产力理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系统化、一体化地推进教育、科技与人才三者的协同发展，通过优化教育体系、强化科技创新、完善人才机制，从而培养出规模宏大、结构合理且熟练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新型劳动者队伍，为生产力提升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人口生产作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形式之一，“新的生产力理论”明确将人口生产力纳入社会生产力的总体框架，强调人口的高质量发展——包括人口素质的提升、结构的优化以及健康水平的改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是实现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根基。自然生产力则是物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基础条件，“新的生产力理论”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体现在“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深刻理念上，要求将绿色发展融入生产力构建的全过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同时将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推进、人口的高质量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确立为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领域与重点任务。值得强调的是，“新的生产力理论”所蕴含的重要理论内涵与上述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高度契合、相互支撑。该理论不仅突破了传统生产力理论在解释新现象、新问题时的局限性，而且显著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对现实问题的阐释力与指导力，同时也为跨学科、多视角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创新的理论范式和实践路径。
关键词：“新的生产力理论”; 新质生产力; 高质量发展; 新型劳动者
一、问题的提出及创新点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高质量发展亟需以新的生产力理论作为科学指导，当前，新质生产力已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展现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与坚实支撑力，亟需我们对其从理论层面进行系统总结与科学概括，从而更好地指导新的发展实践。”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全面引领发展进程，结合各地区实际，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强调要“推动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深入领会并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必须加强对“新的生产力理论”的深入研究。从当前研究现状来看，尽管理论界围绕新质生产力的讨论十分热烈，但两方面现象尤其值得关注：一方面，正如学者郑永年所指出的，“众多讨论反映出一些突出问题，一个极端是概念泛化，将‘新质生产力’当作一个‘形容词’，生硬套用于几乎所有领域;另一个极端则是定义过于狭隘，将其简单等同于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产业。”另一方面，不少已有研究成果存在理论同质化严重、内容重复度高等现象，甚至有网络文章批评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当前学术界低水平、重复性研究的“重灾区”之一。这些现实状况警示我们，应致力于构建具有丰富新内涵的“新的生产力理论”，而不能将这一重要理论任务简单化约为对已出现的新质生产力现象机械地贴上“新质”这一标签。现有的一些理论尝试虽然不能说全无新意，但大多仍停留在对物质生产力领域新变化进行事实描述的层面，缺乏更深层次的理论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高质量发展，而是涵盖经济与社会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新的发展实践”也不仅仅指向物质生产力的进步，“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包括，“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取得决定性进展”。由此可见，仅依靠贴上“新质”标签的生产力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新质生产力作出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与概括，但由于未能立足整个社会大系统深入思考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新的实践中的位置，其在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方面显然存在局限性，理论效力也必然不够充分。构建真正具有指导意义的“新的生产力理论”，既不能全盘否定既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内涵，特别需要明确的是，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生产力主要指物质生产力，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是指发展新质的物质生产力，同时，这一新理论又必须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新内涵。这是一项极具挑战的研究任务，但也是当代理论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优势所在，必须全力以赴、努力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的重要论述，为我们系统构建新时代背景下的“新的生产力理论”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明确指向。这一重要论断具有双重理论意涵：首先，“新的生产力理论”必须充分肯定新质生产力作为新质的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地位。新质生产力已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展现出对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推动作用和坚实支撑能力，这就要求我们从理论高度对其进行系统总结与科学概括，以更好地指导实践发展。其次，“新的生产力理论”又不应仅仅局限于对新质的物质生产力的分析。因为高质量发展本身并不单指经济领域的高质量发展，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不仅限于物质生产力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范畴历来具有丰富的内涵，它不仅包括物质生产力，还应涵盖社会、人口、自然等多个维度。
因此，我们应当紧紧围绕新质生产力这一核心概念，积极构建能够自然贯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重要领域与马克思主义重要生产力范畴的、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新的生产力理论”。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涵盖三大重要领域，“新的生产力理论”在内容构建上也应全面覆盖这些方面：
其一，新质生产力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认识到，人类是通过劳动实现物质生产的，物质生产本质上是人类劳动能力在生产领域的具体实现，因而物质生产力的实质是劳动生产力。“新的生产力理论”更加注重从物质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力之间内在联系的角度，深入分析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机制，尤其强调推动教育、科技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并将培养高层次人才视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统筹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其二，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都是人类能力的现实化表达，一切生产行为都可纳入社会生产力的理论范畴。人口是人才的基础，没有人口就谈不上人才，因此人口生产力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生产力。“新的生产力理论”突出强调人口生产力是发展劳动生产力、进而推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前提。正因如此，人口高质量发展既是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基础。“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将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作为推动整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署。
其三，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通过认识与运用自然规律，驱动自然力量改造自然界、生产物质资料的过程。自然生产力构成了人类实现劳动生产力和形成物质生产力的根本基础。“新的生产力理论”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明确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理念，强调自然生产力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新质生产力。“十五五”规划建议已将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深化改革举措，列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
本文所构建的“新的生产力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展现出显著的理论新意与创新价值：
其一，该理论体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核心内涵与基本原理，并未对其进行根本性否定或推翻，而是致力于在继承中发展、在扬弃中创新。与此同时，本文清晰界定了“新的生产力理论”与“新质的生产力理论”之间的理论分野，避免二者在概念层面的混同。物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体系中的关键范畴，在本理论中继续得到坚持与发展。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劳动是人类开展物质资料生产的特殊实践形式，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生产类型，而自然条件则是人类进行一切物质生产活动的根本前提与物质基础。本文所提出的“新的生产力理论”在充分肯定上述理论内核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物质生产力的本质实为劳动生产力，明确将人口生产力视为推动劳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性前提，并赋予其重要的社会生产力属性;同时突出自然生产力作为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地位，明确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即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即是发展生产力”这一具有新质特征的重要论断。由此可见，该理论立足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若干关键生产力概念进行了内涵的拓展与功能的重新定位。
其二，本文自觉避免将“新的生产力理论”简单等同于“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的倾向。尽管当前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但大多仍停留在对新质生产力现象的描述与解释层面，致使理论研究出现一定程度的同质化与内容重复。本文构建的“新的生产力理论”则突破了传统理论仅从物质生产维度分析新质生产力的局限，转向更系统、更综合的理论视野。这一转向既符合构建“新的生产力理论”的内在要求，也为新质生产力的持续深入研究提供了具体化、可操作的新命题与新路径。
其三，该理论明确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中国持续推进和深化全面改革，并着力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到2029年完成300余项重大改革任务，这一时间安排与我国“十五五”规划时期高度重合。而“十五五”时期的一项重要发展目标，正是“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实现新的重大突破”。本文所提出的“新的生产力理论”，其重要理论内涵与当前深化改革的关键领域具有高度对应性。通过对这些理论内涵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紧迫性。该理论特别聚焦于新型生产关系的核心构成，并在阐释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方面，提供了富有新意的理论解释与分析工具。
其四，本文构建的理论体系强调，新质生产力的实质是新质的劳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前提在于全面提升人口生产力，根本基础则在于维护与发展自然生产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保障，在于扎实推进重点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这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从“实质—前提—基础—保障”四个维度系统把握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的崭新框架，为理解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全面而深入的理论支撑。
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劳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
物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的一个基础且核心的概念，为理解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然而，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当他详细论述物质生产力时，常常同时提及劳动生产力这一相关范畴。显然，这里的劳动生产力既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劳动”本身所产生的生产力，也不应仅被看作“生产劳动”所代表的生产力形态——这种理解忽略了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的重要判断。相反，劳动生产力更应被理解为劳动者本身所具有的生产能力，即劳动者的生产力。由此可见，关于物质生产力的实质内涵及其理论定位，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和澄清。
我们认为，人类是通过劳动这一基本实践活动来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因此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实质，应当归结为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换言之，新质生产力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新型的、更高级形态的劳动生产力，它体现了劳动者在生产力系统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进一步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就在于培养和造就大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具备创新能力的新型劳动者。这揭示出一个清晰的逻辑链条：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支撑，科学技术的进步又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而人才的培养最终要依靠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在当今中国，要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就必须将教育、科技和人才三大要素紧密结合、一体推进，将其作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和核心支撑领域。
(一) 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劳动生产力，人才优势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所在
关于物质生产力，理论界目前主要有两种较为典型且广为接受的定义方式：其一，生产力被理解为人类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能力;其二，生产力则被视为人类在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用以改造和影响自然并使之适应社会需求的物质性力量。前一种定义侧重于强调物质生产力作为一种能力属性，突出其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根本手段;后一种则更注重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力量，强调其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形式。事实上，人类正是通过劳动这一特殊的生命活动来实现物质资料的生产，“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从而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因此，物质生产力的本质是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时所运用的劳动能力，它必然体现为人的物质力量，即“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然而，物质生产力的实质是劳动生产力，而劳动生产力往往表现为物质生产力——这一命题揭示出，尽管二者密切相关，却并不能简单等同;同样，新形态的物质生产力与新形态的劳动生产力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与张力。
首先，劳动生产力的实现不仅体现为物质资料的生产，还包括生态产品的产出、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以及各类劳动服务的提供。生态产品的生产往往要求适度抑制传统物质生产规模，加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修复。而劳动服务与精神产品虽需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但其真正价值并不在于物质形态本身，而在于其中蕴含的无形服务与精神内容——例如，同等篇幅和重量的文学作品可能带来迥然不同的审美体验;相同的服务设备因操作者不同，也会导致服务质量的显著差异。因此，尽管生产多样化、新型化的物质产品仍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体现，但在人民基本物质需求已得到较好满足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更突出表现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提供更廉价、更便捷的生产与生活服务，以及提升人民群众对优良生态环境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其次，物质生产力的概念着重强调其作为一种物质力量的一般属性，即人类在生产中消耗这种能力，“正如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费”。而劳动生产力的概念则更突出人类通过劳动驾驭和转化自然力的能力特征，其发展体现为“使人的劳动更富效率，或使自然力与社会力的运用更加富有成效”。提高劳动效率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减少劳动者生命力的直接消耗;而增强自然与社会力量的成效，则实质上是借助更多的自然与社会资源替代人的劳动付出。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既表现在能生产出更丰富、更多样的物质产品尤其是创新型产品，更体现在最大限度地节约劳动者的生命力支出、增加其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最直接的实现路径是使广大劳动者逐渐摆脱繁重艰辛的劳动，正如程恩富所强调的，“新质生产力是以信息化、智能化的要素运用方式解放劳动者的生产力”。
其三，劳动生产力向物质生产力的实际转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需要时间和条件支持的过程。这一转化依赖于制度环境、资源投入、技术配套与市场机制等多重外在因素的协同作用。因此，在特定发展阶段，可能出现为了长远提升劳动生产力而主动调整资源配置，甚至暂时减少对某些物质生产部门的投入。同样，也存在另一种情况，即劳动生产力通过教育、培训和科技创新已显著提高，但由于现实条件限制或战略安排，并未立即充分转化为物质形态的生产力，甚至在某些情形下无需立即实现这种转化。于是，人类社会可能呈现一种似乎矛盾的现象：劳动生产力持续进步，而物质生产力在统计数字上反而出现阶段性回落。但从长期来看，只要具备相应条件或产生实际需求，劳动生产力的积累能够迅速推动物质生产的高质量增长。
质变与量变存在本质差异。传统生产力发展主要依托常规技术进步，其核心是依赖资源投入规模的扩大和能源消耗量的增加，体现为同质化、外延式的产能扩张。而新质生产力则截然不同，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技术改进，而是依赖科学技术领域的根本性突破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的大批涌现，最终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这种新型生产力的形成，与国家长期以来对教育事业和科技创新体系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入密不可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由于资源重新配置、产业结构调整及新旧动能转换，部分传统产业可能面临经济效益下滑，甚至整体物质生产力出现短期回落。然而，这不应被简单判定为社会生产的停滞或倒退，而应认识到这是重大科技创新必然经历的酝酿与培育阶段，属于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换挡期”。应当看到，这种物质生产力的暂时回落，主要体现在某些产业经济效益的波动，而非社会根本生产能力的下滑。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意味着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系统谋划，统筹科技力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优化创新生态。当前的投入结构调整与发展速度放缓，实质是为新质生产力的成长创造空间。部分产业与企业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效益甚至生产效率的下降，恰恰是产业升级与新质要素替代传统要素的体现，是走向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阶段。
从理论层面看，劳动生产力本质上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劳动能力，而新质生产力，则代表劳动者基于新型知识结构、技能与创新能力所形成的新质劳动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塑造大批具备这种新型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必须明确，生产力是指社会整体生产力，而非个体生产力的简单加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说，依赖于大批具有更高教育水平、更强专业操作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新型劳动者的涌现。若只有个别或少数人达到这一水平，只能视作新质生产力的萌芽状态。
“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强调要“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其核心正在于培养能够掌握并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哪个国家拥有人才上的优势，哪个国家最后就会拥有实力上的优势。”劳动者的能力结构既包括物质性因素，也包括精神性因素。在精神因素中，又可区分为知识性因素与非知识性因素：前者主要指科学、技术等认知类素养，形成所谓的“知识力”，其核心是科技创新能力;后者则包括情感、意志、价值观等非认知因素。尽管如经典理论所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在数字化时代，以强大算力为基础的新型生产工具成为判断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但必须强调，新质生产力表面上是由先进技术、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机器人等推动，但其核心推动力仍然是人。即便是已进入深度自主学习、自主决策的智能系统，其背后仍是科学家、工程师等高水平劳动者的智慧与程序设计在起主导作用。
(二)要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必须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予以重点部署
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然而这些要素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有机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从宏观层面看，生产力要素的组合方式由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从中观层面看，社会经济体制的结构与运行机制直接影响要素配置的效率;从微观层面看，各类经济主体的管理方式和组织模式决定了要素能否被充分激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经典著作所指出的，“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产阶级为追逐最大化利润，不断推动科技革新与产业升级，并通过国家层面的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系完善和企业管理优化，为新质生产力创造了发展条件。这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在某一历史阶段仍具有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空间。
然而，资本主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动机在于强化对劳动阶级的控制与剥削。一旦资产阶级能够通过垄断地位或资本输出获取高额利润，其推动技术革新的内在动力就会减弱。同时，为降低生产成本并削弱工人阶级的抗争，西方资本往往将研发中心保留在本土，而将生产基地转移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这一策略导致其国内难以形成完整、自主的新质生产力体系。此外，西方国家面临人口结构失衡、精英阶层偏向金融及管理等所谓“高附加值”行业，高等教育机会并未真正实现公平分配。资产阶级为维持技术优势，不得不以各种手段吸引发展中国家的高端人才，同时又竭力遏制这些国家的科技自主与产业升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在本质上限制其本国民众的发展机会，也在全球范围内阻碍了新质生产力的全面进步。
马克思主义早已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必须“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新中国建立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外国在华资本，大力发展国有经济，逐步建立起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也为当时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通过市场机制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活力，又充分发挥国家在宏观层面的战略引导作用。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实行以高考制度为核心的公平选拔机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不分出身、唯才是举的优秀人才。然而，当前我国在高水平人才储备、高校科研与国家战略需求对接等方面仍存在不足，说明人才结构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尚不完全匹配。
必须认识到，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精神力，而精神力的核心又在于智力。教育承担着知识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的双重使命;科技创新作为高端智力活动，是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人才则是智力的载体，是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主体。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打破传统体制机制中教育、科技与人才工作相互割裂的局面，加快构建三者协同推进的一体化机制。“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其核心内容包含三个方面：首先，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动力，依赖于掌握新知识、新技术的高素质人才，必须根据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重构高质量教育体系，强化科教协同、产教融合;其次，高校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应优化布局、分类发展，研究型大学聚焦世界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突破，培养引领性创新人才，加强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而应用型高校则应紧密结合产业实际需求，培养具备实践能力与职业素养的专业人才，形成互补共赢的教育结构。
如果您有其他风格或用途上的个性化需求，我可以进一步为您调整内容。紧密对接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重点突出工程技术创新转化和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作用。创新性和突破性成果往往孕育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地带，因此高校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统筹，勇于突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束缚，积极推进跨学科研究和教育模式的创新。“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统筹学科设置，深入推进‘双一流’高校和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实践是检验和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高校要着力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机制，鼓励人才通过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破解企业核心关键技术难题等实践平台锻炼能力、积累经验。“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国家战略性人才队伍发挥着关键支撑作用，必须优化人才梯队结构与布局，加快建设能够引领和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战略科学家作为人才队伍的核心，把握科技发展方向并组织重大科研任务攻关;科技领军人才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原创突破;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则是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培养造就更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规划同时指出：“加强人才协作，优化人才结构，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
推动跨领域、跨学科创新团队的组建与协同攻关，是加强人才协作的重要举措;引导人才资源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集聚，是优化人才结构的战略方向;促进人才向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有序流动，则是实现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路径。此外，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重要反作用，必须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发展机制，“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收入分配改革”。在促进人才流动方面，要着力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形成以人才流动带动知识共享、技术融合与理念创新的良好生态，“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
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人才竞争，我们应实施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国际人才政策，持续加大国际高端人才的引进力度。通过“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广泛吸引全球顶尖科学家、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来华从事科研创新与创业活动，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国际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三、人口生产力作为关键的社会生产力，其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义，必须将其纳入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予以统筹推进
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构成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两种基本生产形式，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社会历史进程。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通常体现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上，具体表现为物质产品不仅价廉物美、品质优良，而且种类日益丰富多样，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按照这一逻辑进行延伸，人口高质量发展可以被提升到人口生产力的理论范畴中加以分析。也就是说，人口生产力的发展集中表现为人口规模保持在合理适度的水平，同时人口的整体素质得到显著提升，从而实现人口的高质量发展状态。人口生产力理论的提出，不仅为社会生产力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也拓展了人们对于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知。这一理论有助于人们更加准确地理解人口高质量发展对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和前提性意义。同时，它也促使人们从客观规律出发，认识到将人口高质量发展作为整个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点领域，不仅是现实发展的需要，更是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必然选择。
(一) 社会生产力涵盖人口生产力，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
本文提出的人口生产力理论主要由马克思人类社会两种生产理论演绎而来,同时受到马克思提 出的生产力发展使“社会的力量更富于成效”的思想的启发。马克思指出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 是人类社会两种基本生产形式。物质生产力是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表现为满足人民真实需要的物质产品增量、提质。循此逻辑,人口生产力可以理解为生产人口的能力,表现为人口规模适度、人口素质提高。“社会的力量”可以理解为在社会合作中形成的力量,也可以理解为构建社会的力量。社会是人的社会,生产人口的力量是构建社会的力量的重要部分,自然也是重要的社会生产力。人口生产力理论为深入把握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那就是,从社会整体生产力发展的高度,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物质资料生产的角度审视人口生产的意义、问题以及人口生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系。
首先，必须从社会整体生产力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到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对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所具有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其一，正所谓“人之不存，存技何用?”在深入分析人口大规模减少可能带来的危害时，我们不仅应当关注这一趋势对物质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直接阻碍，更要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任由人口大规模减少的趋势持续蔓延，不仅意味着许多现存个体将面临血脉断绝、子孙无继的严峻局面，还会导致人类基因多样性因人口基数急剧萎缩而趋于单一化，从而对人类整体及各个民族的繁衍生息构成严重冲击。我国作为长期以来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因此“要将人口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范畴加以统筹谋划”。
其二，还需认识到“人之不存，技从何而来?”没有人口就必然没有人才，一个国家形成人才优势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正是其人口优势。即使单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分析，也应看到那些最先涌现新质生产力、并且新质生产力发展迅速的国家，虽然不一定人口数量最多，但绝对不可能是人口极度稀少的国家。因为人口减少往往伴随劳动力供给萎缩、消费与投资动能减弱等一系列消极影响，从而制约生产力的提升。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这些结构性变化必然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困难与挑战。
其次，要清晰认识到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以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人口生产力本身也发生了质的飞跃。在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这一对立统一的关系中，物质资料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点已被人类人口发展历史充分证实：在原始社会，极低的物质生产力水平导致人口增长极其缓慢;进入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后，物质生产力虽有一定发展，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人口增长依旧迟缓;直至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物质生产力迅猛发展，才“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随着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劳动力的质量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工作年限也因健康水平提升而得以延长。此时，人口数量的相对减少并不会从本质上阻碍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因而逐步趋于稳定。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趋稳虽是表象，但也反映出物质生产力对人口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我国在几十年间快速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这正是我国人口转变速度快、人口减少趋势出现较早的根本原因，同时也说明我国的人口发展“总体上是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
更重要的是，“人口红利不仅取决于人口数量和结构，更与人口素质、经济政策及配套措施密切相关”。何况，人口减少也带来了一些积极效应，“例如有助于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倒逼经济发展模式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提升”。在当前阶段，中国应当在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的基础上，着力提升人口整体素质，并主动顺应人口转变的新趋势，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应把握人口减量发展中所蕴含的新机遇，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促进自然与社会休养生息，进一步优化人口结构与空间分布，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再次，要正确理解物质生产力与人口生产力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关系。二者在形成过程中均需经历一定的时间周期，一旦形成便会依循各自的运行惯性持续发挥作用——这一点尤其凸显了从社会整体生产力视角统筹看待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的特殊意义。人的生命成长周期较长，从出生到成为健全的劳动力，所需时间远超过大多数具体生活资料的生产周期，这一差异易导致两方面的后果：其一，生活资料种类丰富、替代性强，在基本物质条件得以保障的情况下，人口生产便仍可维持，因此人口生产力的衰退速度通常慢于物质生产力的波动。其二，一旦人口减缓的趋势形成，就难以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变化迅速逆转，因为这两种生产力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机制并不完全相同。西方国家的现实表明，尽管其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人口数量却大幅下降，人口质量也因劳动异化、人性物化等问题未能实现应有的自由全面发展，甚至出现沉迷毒品、行为放荡等社会问题日益普遍的现象。皆是如此。这表明，尽管这些国家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种发展成果并未有效转化为人口生产力的同步提升，未能显著改善人口结构、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或推动人口综合素质的持续进步。相比之下，当今中国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基础与优势。这一优势的形成，离不开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和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通过建立健全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持续改善民众生活水平，以及大幅提升国民受教育程度，中国有效促进了人口生产力的发展，成功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并为进一步形成人才红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前，我国仍保持着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劳动力规模，尽管近年来人口总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减少幅度相对有限，并未动摇我国人力资源的基本盘。与此同时，全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高素质劳动力规模持续扩大，人口结构逐步优化。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我国在“人口综合红利方面仍然具备显著优势”。面对这一现实，我们应当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努力增加全社会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进一步“推动形成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合理、分布均衡的现代化人力资源格局”，从而“以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这一系列人口发展方面的有利条件，实际上为我国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保障和现实路径。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又将进一步反哺人口建设，为中国实现更高水平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支撑。最终，中国将有望实现人口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在新的历史阶段下的协调并进、良性互动，达成两者之间的新型发展平衡。
(二) 提升人口生产力，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必须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
每一种具有特殊性和历史性的生产方式，都相应地遵循其自身特殊且历史地发挥作用的人口规律。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整体，涵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基本维度。其中，物质生产力构成了人口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物质基础与前提条件，然而在既定的物质生产力水平之上，生产关系的性质与结构才是人口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根本性决定因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不仅作为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生产者，还因其数量庞大而成为资产阶级获取利润的主要来源。压低工人工资成为资本家降低生产成本、攫取更大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工人阶级收入微薄，却需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成本，这必然削弱其生育意愿和抚育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逐步复苏并经历了一段繁荣期，劳动力需求急剧扩大。同时，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广泛实施惠及工人阶级的福利政策的压力下，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稳定，西方国家不得不强化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由国家部分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职责。然而，由于向资本家征税面临巨大阻力，福利体系的财政基础薄弱。到了20世纪70年代，许多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已难以为继。自20世纪80年代起，不少国家不仅削减多项社会福利，还推行缺乏保障的“灵活就业”模式，导致人口生产力迅速下滑。
与此同时，战后婴儿潮一代大规模进入退休年龄，西方各国劳动力短缺问题急剧凸显。尽管这些国家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水平持续下降，但仍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一些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引入移民缓解“劳工荒”。但这又引发了移民犯罪、社会融入困难乃至民族结构变迁等严峻问题。为应对这一局面，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市场经济新发明”，将大量生活资料和家务劳动商品化、市场化，迫使原本从事家庭照料的小孩、妇女和老年人等“相对过剩人口”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切使得工人阶级在生育和抚养子女方面既缺乏经济支持，也缺少时间保障。
为暂时缓解工人阶级的生存压力，西方国家“适时”推出了各类小额贷款和福利彩票等方案。然而，生活负担与债务压力迫使许多劳动者将致富希望寄托于股票、基金等金融投机，反而加剧了其经济脆弱性。即便偶有获利，工人也往往进行宣泄性消费，而非用于家庭扩展和生育投入。因此，表面上西方国家人口总量趋于稳定，实则自二战以后，其“原住民”人口数量持续而迅速地下降。多年来，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以各种手段吸引发展中国家科技人才，才勉强维持人口数据的稳定。
西方人口持续减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阻碍了工人阶级公平分享自身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由于西方长期主导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能通过金融垄断和高科技产业获取超额利润，并依托全球产业分工榨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产品，它们对人口下降问题并未充分重视。直到近年，随着一些人口大国崛起为新兴工业国，挑战了既有的不平等国际秩序，西方国家才真正意识到人口问题的紧迫性，开始鼓励生育。然而，人口再生产具有强大惯性，难以迅速提升。更关键的是，如今西方通过剥削全球南方转移矛盾的空间正在收缩，它们已无法像以往那样提供充足的福利保障和生育支持。这一现实令西方统治阶级感到焦虑与不满，因此不断加强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打压。个别国家如美国的部分政客，甚至公开主张通过吞并他国领土以掠夺资源、增加人口，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在人口与资源再生产上的深刻危机。
与西方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私有制经济基础不同，新中国自成立伊始就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安排从根本上保障了广大劳动者能够共同享有国家发展的成果。尽管当时劳动者的货币收入水平相对有限，但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物价管控政策，整个社会的物价水平保持在较低区间。同时，国营单位和集体企业普遍以实物形式向职工发放各种生活资料，覆盖了从食品、日用品到住房等多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国家建立了几乎完全免费的基础教育体系和基本医疗保障网络，大幅降低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成本。在这种制度保障下，劳动者承担劳动力再生产责任的经济压力得到有效缓解，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虽然中国的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但人口数量保持快速增长，人口素质也在稳步提升。
然而，人口规模过大且增长过快的状况，逐渐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过多的人口反而对资源环境、就业市场和社会治理带来压力，这使得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推进，国有企业经历了剥离社会职能的改革，私营业主多数不愿主动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导致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主体逐渐向家庭和个人转移。与此同时，中国在生活资料和劳动服务领域日益推进市场化改革，教育和医疗等领域也出现明显的金融化、商品化趋势。不断加剧的生活压力，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选择推迟甚至放弃生育。
因此，当前中国人口数量出现断崖式下降，不能简单归咎于计划生育政策，而是多种经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西方发达国家经历的人口危机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更好发挥国家、企业和全社会在促进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转变人口管理方式，从过去以行政约束为主转向更加注重“引导”和“激励”，推动形成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的新格局。
当前，中国正处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必须“坚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要把建立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这一体系与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不是资源竞争的关系，而是战略互补、协同共进的有机整体。一方面，物质生产的发展应当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人口素质的提升为科技创新指明方向，同时对教育资源、医疗健康、养老服务等领域提出更高要求，这些都为新质生产力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也为人口高质量发展奠定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突破不仅能直接改善民生，还能为实施生育支持政策、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提供更多解决方案。
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关键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参与人口发展进程中有更多获得感。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既要重视科技突破和生产要素创新配置，也要依靠高素质人才和合理的人口结构。“十五五”规划将“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一方面要通过育儿补贴、完善生育保险、发展普惠托育等降低家庭生育成本;另一方面要把握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激活新质生产力的“银色动能”，最终形成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面对日益深化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亟需建立健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机制。推动这一政策实施的关键在于，积极引入创新理念与前沿技术，全面提升社会服务体系的运行效率与服务品质，进而构建“银发经济”与以高科技、高效能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之间相互赋能、良性循环的发展格局。尤其重要的是，应在统筹兼顾、稳妥有序的前提下，逐步推行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并系统性地调整与完善在就业促进、社会保险以及劳动权益保障等领域存在的年龄限制，构建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制度环境。该举措不仅有助于充分激活规模持续扩大的老年人力资源，使经验丰富的科技专家、资深工匠和高层次管理人才能够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岗位上持续发挥“传帮带”的示范引领作用，并直接贡献其积累多年的专业知识与实践智慧;同时也是对全社会人力资本进行深度开发与再利用的战略选择，更是加快构建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覆盖劳动者全生命周期、实现各类人力资源高效配置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体系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支撑。
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改革中的“全面”理念，其核心要义在于“更好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切实维护国家人口安全”。这一理念不仅强调人口规模与结构的优化，更注重人口质量与整体发展的协调统一。“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这标志着我国人口政策正从局部调整转向系统构建，旨在实现更高水平的认可长期均衡发展。
在推动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应以系统思维和整体观念，努力实现人口发展与新质生产力提升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循环支撑。首先，充分且高质量的就业机会、稳定且有安全保障的就业环境，是保障人口再生产顺利进行和人力资本持续积累的重要基础。必须始终坚持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着力构建与新质生产力需求相匹配的、贯穿劳动者职业生涯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和动态优化的培训模式。
其次，收入作为民生支出的根本来源，在分配机制中应当始终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突出“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的激励导向，通过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安排，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强其发展韧性和消费能力。
最后，还需通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构建覆盖全民、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以及“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等多维度综合举措，系统改善民生福祉，全面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有效激发社会整体创造活力，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预期和强劲、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四、自然生产力作为物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确立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
一般认为，马克思所阐述的自然生产力理论主要包含两个核心维度：其一是指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所具备的生理能力，即“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这本质上是一种蕴含于人类身体之中的体力资源;其二则是指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生产能力，例如具有丰饶肥力的土地、物产富集的渔业水域等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以及蕴藏丰富的水力资源、可通航的河道、广袤的森林、各种金属矿产与煤炭资源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实际上，人自身的自然力体现为人类进行体力劳动的能力，是构成整体劳动能力的基础性要素。基于这种区分，自然生产力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进行理解：广义的自然生产力同时涵盖人类自身的体力和自然界的生产能力，而狭义的自然生产力则专指自然界本身所具备的生产潜力，这也正是本文所聚焦和讨论的自然生产力范畴。物质生产力反映了人类对自然进行利用、改造和施加影响的能力，而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自然要素总体上包括物质形态与能量形态两个基本方面。自然生产力构成了人类实现劳动生产力、推进物质资料生产的根本前提与基础条件。必须认识到，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并维持的，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在当前中国大力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下，一个至关重要的方向就是通过系统性的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培育和提升新型的自然生产力。这迫切要求我们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置于核心战略地位，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与重要路径。
(一) 自然生产力作为物质生产力的根本基础，其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的职能，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
前文已经明确指出，目前学术界对于物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主要存在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方式：第一种定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能力;第二种定义则提出，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从而使其适应社会实际需求的物质力量。尽管这两种定义在核心实质上是基本一致的，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虽然细微、却较为明显的差异，值得进一步深入辨析。
首先，从表述的侧重点来看，前者更加突出生产力作为“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这一属性，而后者所提出的“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资料力量”则显然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社会需要不仅包括对基本生存资料的需求，还广泛涵盖精神生活的满足、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个体自我实现等多个维度。虽然充足的物质资料始终是满足这些高层次需要的根本前提，但在特定历史阶段和资源约束下，满足人们精神、生态及发展性需求，往往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用于纯粹物质资料生产的投入与时间。因此，后一种定义明确指出了物质生产力的作用不仅限于生产物质资料，还扩展至更广泛的社会价值维度。
其次，在对待自然的方式上，前者强调“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而后者则提出“改造和影响自然”的能力。改造自然并从中获取物质产品，无疑是人类生产劳动最直接的目的;劳动工具本身即是人类加工改造自然的产物，而人类改造自然的直接目的又是为了借助这些工具进一步作用于劳动对象。前一种定义中“利用与改造”的表述，清晰区分了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的不同功能。然而，在现实中，利用自然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对自然的改造，而改造行为本身也是对自然的一种利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利用和改造可被视为对自然的直接作用，而“影响”则涵盖了更间接、更广泛的作用方式。因此，后一种定义虽未明确提及“利用”，但并未遗漏其内涵，相反，引入“影响”一词进一步扩展和丰富了生产力概念的理论外延。
综上所述，在融合两种定义优点的基础上，本文最终将物质生产力定义为：物质生产力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能够利用、改造并影响自然，从而使其适应社会多方面需要的现实物质力量。
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种通过自身的能动行为来引发、调节并掌控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循环的过程。这一过程绝非简单的等量交换——若只是等量，则生产将失去其增值意义;更不可能是等价交换，因为自然界本身并不具备自主的交易意志。实际上，人类通过投入相对较少的物质与能量，激发和运用更强大的自然力量，从而创造出符合自身需求的物质产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农业中，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往往仅能弥补甚至无法弥补自然力的衰减。”而在工业领域中，这一过程表现为人类不断从自然中提取资源，并以废弃物的形式“回馈”自然，此时人与自然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变得尤为突出。人类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不对等的支配，根源在于“我们优于其他生物，能够认识并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当自然力被纳入人类的生产系统，它便成为生产力的一部分，可称之为“自然生产力”。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的扭曲性显著体现在：原本属于全人类共有的自然生产力，却被资本家无偿占用，成为其增值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各种不需分文投入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不同程度的效果被整合进生产过程。”因此，人类物质生产的实质，是通过劳动能力对自然进行利用、改造与影响，从而驱使自然力服务于物质资料的产出。而实现这一切的根本依托，正是自然生产力。人类对自然力的利用方式、作用范围及影响程度发生质的飞跃，则标志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但必须强调的是，生产力本质上是属人的、社会性的力量，只有当某种新技术或新发现被大规模应用、深刻改变社会生产方式时，才能真正称其为新质生产力。
马克思进一步将自然条件划分为两大类：一是作为生活资料来源的自然富源，二是作为劳动手段的自然富源。他指出：“在文化初期，第一类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在更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富源则起到决定作用。”这一论述揭示出人类利用自然力的两种基本形态：其一是通过干预自然过程，促使生物或环境按人类需要产出生活资料;其二是开发和转化蕴藏于自然资源中的自然力，制造出劳动工具，再借助这些工具生产物质产品。
当今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突出体现为人类创造出大量智能化、高效率、低碳排放、高安全性的新型劳动工具。这些进步使人类获取自然物质与能量的能力大幅提升，进一步突破了自然条件对生产活动的限制。人类借助科技手段，将其对自然的利用与改造拓展至深空、深海、深地等以往难以企及的领域。随之，生活资料类自然富源的经济重要性相对下降，这反而有助于自然资源的修复与生态原真性的恢复，从而增强整个生态系统的自然生产力，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新的可能。
(三)推进自然生产力发展，必须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从单个生产过程来看，自然资源必须从原本的自然生态系统中被提取、加工和转化，才能成为符合人类需求的劳动工具与生产资料。这一过程不仅是物质形态的改变，更是使自然资源中蕴含的物质与能量脱离其原始自然环境、进入人类劳动系统的过程。人类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本质上属于社会再生产，它不仅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初始供给，更依赖于自然资源在良好生态条件下的持续再生能力。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切实保障自然资源具备稳定、可持续的再生产性，才能使生态系统不断孕育出数量更丰富、品质更高、更具经济与社会价值的自然资源，进而促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更充分、更高效、更循环的利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特定类型的生产活动，例如农业种植、食品加工、以及依托自然景观和生态资源的旅游业，其生产空间与劳动过程本身就嵌入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之中。这些产业对生态环境的质量和稳定性有高度依赖性，其可持续发展直接建立在生态系统健康的基础之上。因此，要保障这类生产劳动持续、稳定地进行，就必须更加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保护生态环境，实质上就是在保护生产力本身。
另一方面，自然界中也存在着某些自然力，它们非但不能被人类有效利用，反而可能阻碍甚至破坏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例如洪水、干旱、土地沙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自然灾害与生态退化现象。这就迫切要求人类通过科技、制度和集体行动对生态环境进行积极改善与治理。唯有如此，才能在抵御和减轻自然灾害的同时，培育出新的自然条件和生态承载力，从而获得更强大、更可持续的自然生产力。因此，改善生态环境，实质上就是在发展生产力。
综上所述，当今人类所要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不应再是建立在对自然无限索取和生态破坏基础上的传统生产力，而应是一种能够与自然和谐共生、有效保护和不断改善生态环境的新型物质生产力。它既要满足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又要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完整，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深刻指出，人类必须“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意味着人类需通过理性方式与自然界进行互动，而非让自然“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人类能够“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即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一种集体意义上的管理与调控。需要强调的是，“共同控制”与“合理调节”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它们不仅依赖于物质生产力的进步，更需要以合理的社会制度作为根本保障。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为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技术手段和物质基础，但社会制度才是实现真正“共同控制”与“合理调节”的根本性决定因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这强调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在人与自然互动中的核心地位。
在历史发展的视野中，相较于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确实显著推动了科技进步与生产力提升，然而这种所谓“进步”的背后，却是以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已成为其内在逻辑的一部分。即便在现代，某些西方国家的生态环境呈现局部好转趋势，但这并非其内部治理的根本改善，而主要是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高污染产业和生活垃圾来实现的，不过是一种生态矛盾的转嫁。
要真正实现“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就必须依靠土地公有制这样的制度安排。土地公有制不仅能够确保国土及其资源不再被私人或少数利益集团垄断控制，还能从根本上防止外敌的掠夺与践踏，从而为国家的主权与生态完整性提供制度保障。在这样的制度基础上，再通过持续发展科学技术，人类才能够顺利而彻底地实现“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可以说，土地公有制是新中国践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理念、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生态文明的坚实制度根基和根本保障。它从产权制度与社会结构层面，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奠定了必要条件。
但是，当前中国在建设生态文明方面的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仍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项，尚未形成系统完备、高效协同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面对新阶段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将加快发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核心抓手，将建设美丽中国深度融入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布局，使之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领域。新质生产力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绿色生产力，其根本特征在于以科技创新为内核，驱动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的深刻变革，构建资源高效、环境友好、低碳循环的产业体系和生产方式，形成具有高效益、高质量和可持续性的绿色发展新形态。我们要通过重点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落实，积极培育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等关键路径，不断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大的绿色动能。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这为新时期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壮大指明了战略方向。
其一，“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这不仅是能源领域的改革任务，更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基础支撑的战略举措。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既要优化能源结构，大幅提升非化石能源比重，也要强化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要加快发展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推动微电网、智能电网和新型储能技术的规模化应用，积极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电网灵活性和稳定性，切实解决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和消纳问题。同时，要加快建立与新型能源系统相适应的市场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推动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全面提升能源资源配置效率和系统运行效能。
其二，“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实现“双碳”目标是一项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需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通过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有效引导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推动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和绿色化改造，培育壮大绿色低碳新兴产业和新业态。同时，要加快建立完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和公众参与减排的内生动力。还要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推动碳减排标准的国际衔接与互认，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其三，“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生产领域，要大力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系统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发展创新高地。在生活领域，应完善绿色消费激励政策，积极推广节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在文化层面，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环保科学知识，增强全社会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推动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
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互为支撑、相互促进。通过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培育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国正在全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绿色根基。这些系统性、战略性举措不仅有助于增强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更将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和持久动力。
五、结语
“新的生产力理论”的提出，深刻源于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科学论述。该理论不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生产力理论的根本立场，还紧密结合当代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实践与创新发展，系统性地拓展并深化了传统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外延与核心内涵。其核心要义在于，一方面清晰阐释了物质生产力的本质属性依然是劳动生产力，这是推动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也着重强调了人口生产力作为社会生产力体系中的关键维度，体现了人力资源、人才创新与人口素质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该理论还明确提出，自然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了生态环境、资源条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仍然是“新的生产力理论”得以确立的重要理论基石与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新理论进一步科学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所具有的强大驱动力与坚实支撑力，从而为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引与实践方向。
本研究的最大学术价值集中体现在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突破与跨学科融合的推动。通过系统性地融入新质生产力、人口质量、生态资源等前沿要素，不仅有效弥补了传统理论在解释现实问题时的局限性，而且显著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时代适应性和现实解释力。此外，研究构建了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促进了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等多个领域之间的深度对话与协同融合，为未来学术探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和实践路径。
未来研究可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深化和拓展：
一是需要进一步厘清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构成要素，并构建更为科学、系统的测度指标体系，特别是在当前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应加强对数据要素、绿色低碳技术等新型生产力要素的识别与量化方法研究，以准确衡量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
二是应深入探索“新的生产力理论”与新型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机制与内在逻辑，尤其需关注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背景下，如何构建更加和谐、高效、公平的劳动关系与分配机制，从而推动生产力的持续解放与发展;
三是可结合典型区域发展实践或重点行业转型案例，开展更加细致和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系统分析新质生产力理论在具体情境中的应用路径、实施效果及潜在挑战，为理论推广和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四是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应进一步揭示新质生产力理论对国际竞争格局与经济合作模式的影响，探索如何通过创新驱动和理论引领，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互利共赢，为我国乃至世界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本文作者：叶宽，山东临沂大学乡村振兴学院教授，吉林大学特聘教授，贵州大学教授，中国乡村振兴课题组成员，农村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