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脉开新：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传统智慧

　　作为指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灯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经济思想，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的根本原则。这一思想不仅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更在深层次的理论建构与创新层面，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和里程碑性质的原创性贡献。当我们从经济思想史的广阔长河与宏阔视野中回望，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演进与历史积淀历程中，孕育并积累了极其深厚、丰富多彩的经济治理实践经验与深邃博大的哲学智慧，这些历经时间淬炼的宝贵文化遗产，为我们今天深入思考和系统解决现代经济发展与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历史镜鉴与丰厚的文化滋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深刻揭示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及其科学严谨的方法论，其引入与创造性运用，则如同一把精准而有力的钥匙，成功地将这些曾经散见于浩瀚历史典籍与文献中的传统经济思想资源，系统性地整合并置入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宏大历史分析框架与整体性的逻辑体系之中，从而使它们得以摆脱特定历史阶段的视野局限与认知束缚，获得了崭新的、与当代发展实践需要深度契合的理论生命力、时代解释力与强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具体而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其科学的世界观和辩证方法论，为我们系统梳理、审慎甄别、有效激活和现代转化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提供了严谨的分析范式、清晰的价值标尺与可靠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以其独特的实践理性精神、整体辩证思维模式以及深厚的人文伦理关怀，又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更广阔领域的创新性发展与本土化实践，注入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独特的历史视角和鲜活的实践智慧。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机械叠加或外在拼接，而是在深层逻辑结构、核心价值追求与根本方法论层面，展现出高度的互补性、深刻的共鸣性与内在的契合性。习近平经济思想正是这一伟大融合与时代创新的光辉典范与杰出成果，它既旗帜鲜明、一以贯之地坚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核心观点和根本方法，确保我国经济发展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稳步前进;同时又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深邃的历史眼光和非凡的理论智慧，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精髓要义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与发展要求紧密相连。这一思想因而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学理论范畴，展现出将鲜明的民族特色、坚实的实践根基、科学的理论内核与开阔的全球时代视野有机统一的卓越理论品格，是民族性、实践性与时代性在经济学领域的一次完美融合与历史性升华。

　　打造经济发展的全新价值高度

　　中华文明在数千年漫长而从未间断的历史演进与深厚积淀过程中，如同一条奔涌不息的大河，逐渐孕育、发展并最终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特民族风格与精神标识的鲜明价值追求体系。这些深刻的价值理念绝非仅仅停留于典籍文献或思想家的理论阐述层面，而是在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具体运行中，被反复检验、具体运用并不断丰富，从而转化成为引导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方向指引与核心指导原则。我国历代先贤哲人在深入思考治国理政方略与国家长远发展之道时，不仅高度重视物质资料的生产、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积累增长，更为关键且一以贯之的是，始终强调并致力于维护社会整体的公平与正义秩序，将“天下为公”这一崇高理念作为施政的重要理想与不懈追求。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国情、具体语境与崭新时代要求，通过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科学内核与精髓要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经济伦理思想资源及深沉价值追求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大力弘扬了传统文化中“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等古老智慧的精粹，更在此基础上进行时代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形成了既符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又能有效兼顾经济效率提升与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现代经济伦理与核心价值导向，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极为深厚的文化滋养、历史智慧与坚实的理论支撑。

　　在分配正义这一核心层面，这一思想实现了对传统“利以平民”等朴素理念的深刻理论升华与成功的当代实践转化。中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这一深刻的治理逻辑与政治智慧，先贤们普遍具有“以义制利”的深刻伦理自觉，对“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这类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持批判态度，始终强调“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的根本施政原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从科学原理的高度明确指出，社会的分配关系从根本上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但它同时又对生产发展产生能动的反作用，并深刻指出“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这为我们科学分析和有效解决社会分配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框架与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并创造性运用这一客观规律，明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与长远擘画，致力于构建起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基础性、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在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前提下，着力推动更多农村居民通过自身勤劳奋斗实现致富增收，并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的庄严政治承诺与坚定决心，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能够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便将古代朴素的利民、惠民思想，系统性地升华为一套完整、科学、具有可操作性的社会财富调节机制与全民共享机制，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显著优越性，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宏伟目标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清晰的实践路径与强大的前进动力。

　　在创新驱动这一关键层面，这一思想有效激活并弘扬了中华民族“日新又新”、“革故鼎新”的深厚创新基因与强大文化动能。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崇尚创造伟力的伟大民族，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深刻变革意识与自强精神，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进取格言与不懈追求，中华文明的血脉中始终奔腾着锐意革新、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与创造活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深刻揭示了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中的关键性、决定性作用，明确指出科学技术在人类文明演进历程中日益成为内在的、作用持续强化的核心生产力要素与革命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强调要“坚持培育创新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并提出“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等一系列具有深远指导意义的重要论断与战略思想。这些重要论述既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革新精神、创造智慧与进取品格，也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这一经典观点的时代化发展与创新性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关系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明确了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通过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断破除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激发广大科技人员乃至全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有力推动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自立自强步伐的加快，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前进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强大而持久的创新动能、智慧支撑与发展活力。

　　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新智慧

　　中华文明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与深刻积淀中，逐步构建并完善了一套既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又具备高度实践效能与适应性的国家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着深邃的洞察与精辟的论述，他曾深刻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理念以及道德规范，不仅能够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宝贵的智慧启迪与价值指引，也能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深刻而有益的思想启示与文化滋养。”习近平经济思想正是深深植根于现代国家治理的复杂而宏大的实践沃土，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特别是将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中所蕴含的深厚治理智慧进行现代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升华，从而形成了一套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现代经济治理理念与行动纲领。这一思想体系不仅为像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实施复杂而精细的宏观经济治理提供了科学且可行的中国方案与行动路径，也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治理难题贡献了富有建设性的独特中国智慧与东方视角。

　　在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领域，我们继承并创造性地完善了“执两用中”的传统哲学智慧与高超调控艺术。《尚书》所倡导的“允执厥中”治理理念，强调不偏不倚、把握适度、追求中道，是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中关于动态平衡与审慎调控智慧的核心体现之一。面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所呈现出的高度复杂性、内在关联性与外部不确定性，如何更为精准、科学、动态地界定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与协同方式，已成为现代经济治理的关键命题。我们党在领导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凡历程中，明确提出并始终坚持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无疑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的重大理论突破与实践指南。它深刻阐明，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远不止于维护基本市场秩序和弥补市场失灵，更在于通过构建高水平的宏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来有效引导、塑造和稳定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内在结构与长期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这正是科学运用“执两用中”平衡智慧于当代复杂经济治理的生动实践与战略定力。在实践中，我们逐步发展并娴熟运用了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等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调控方式方法，使得宏观调控更加灵活精准、协同高效、富有前瞻性。区间调控为宏观经济关键指标设定了合理运行区间与弹性空间，显著增强了政策的包容性、稳定性和社会预期引导能力;定向调控如同精准“滴灌”，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结构性矛盾、薄弱环节与重点领域实施靶向施策，提升了政策效能;相机调控则强调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及时进行预调微调，注重逆周期调节，增强了政策的时效性、针对性与应变能力。这些调控手法的有机组合与综合运用，充分体现了“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治理境界与系统思维，成功推动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更优结合、良性互动，为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扎实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构筑了坚实的体制机制保障与政策支撑。

　　在国家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的战略领域，我们创新性地发展并践行了“食为政首”的悠久传统理念，构建起系统完备、能力强大的现代化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的深刻认识与治国箴言，始终将粮食问题视为治国安邦、执政兴国的头等大事与根基所在。然而，受限于传统小农经济的分散基础、落后的生产技术条件与有限的抗风险能力，历史上的粮食安全保障更多侧重于灾荒时期的应急赈济与平抑粮价，其系统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相对有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指出，食物的生产与获取是直接生产者生存和一切社会生产活动得以进行的首要物质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我国的基本国情与深刻变化的世情，创造性地提出了“必须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这一战略不仅继承和发扬了“食为政首”的核心要义与历史经验，更通过系统性、整体性的举措，如增强农业全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自主可控性、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坚实物质技术基础、大力发展以现代科技和信息技术为支撑的高质量现代农业、健全农产品市场调控体系等，将传统的重农固本治理智慧提升到了全新的现代化治理能力与战略安全高度，实现了历史智慧、科学理论与现代发展实践的辩证统一与深度融合，从而为经济社会整体的协调、稳定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最基础、最广泛、最关键的支撑与保障。

　　在经济运行机制与市场体系建设方面，我们着力于畅通“财货物资其流”的国民经济循环，夯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基础。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价值实现的枢纽平台与信息汇聚的中心，其是否畅通、高效、有序，对于经济健康运行至关重要。我国古代先贤早已洞察到市场状况与社会治理、经济丰歉之间的紧密关联，例如“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的经典观念，便强调了市场动态是观察社会治乱兴衰、物资充裕与否的重要窗口与晴雨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再生产、资本循环与周转、经济危机等理论框架，也高度重视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的顺畅衔接与国民经济整体的良性循环，以此推动经济实现螺旋式上升与扩大再生产。我们通过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破除各类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等一系列举措，致力于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高效衔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从而不断提升经济体系整体的效能、韧性与活力。在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和健康发展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并亲自擘画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工作，强调必须构建一个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市场环境。总书记明确指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种卡点堵点”，这为我们深入推进市场一体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此，我们系统性地着力推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一系列基础性、根本性制度的统一与完善，大力破除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间市场壁垒，全力打通制约各类商品、服务以及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聚焦于疏通经济运行中关键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环节存在的堵点与淤塞点，确保经济血脉畅通无阻。

　　这一系列连贯、有力的政策举措，其核心目标在于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实现从物理空间和基础设施层面的“硬联通”，向更为深刻、更具根本性的规则协同、标准互认、制度对接等“软联通”的全面深化与跃升。我们致力于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现代化市场体系。通过这样一个体系的有效运行，能够实现各类资源要素在全国空间范围内的更优配置和更高效率利用，从而持续巩固并不断增强国内经济大循环本身的内生稳定性、韧性与长期增长潜力。这不仅能够有效缓冲和抵御国际循环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波动性与不确定性风险，也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了更为坚实、稳固和充满活力的市场制度基础与体制机制保障。

　　开拓生态经济发展的新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并精辟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尊重自然、崇尚自然、热爱自然的深厚传统与优良品格，绵延五千余载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历经岁月沉淀，积累了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且极具生命力的生态文化与生态智慧。”习近平经济思想并非凭空产生，它深深植根于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与丰富探索之中。这一思想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所蕴含的精髓要义和哲学思辨有机结合起来，不仅把古代先贤那些朴素而深刻的生态哲学观念与伦理主张，系统性地提炼、升华为一套符合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逻辑严密且完整的生态经济理论体系，更将其有效地转化为驱动绿色生产力持续培育、发展并不断壮大的强大实践动能与政策工具。通过这一系列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坚定践行绿色发展的崭新道路，从而为有效破解在传统发展观念中长期存在、根深蒂固的那种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视为非此即彼、截然对立的固有困境与思维枷锁，贡献了立足中国实际、独具特色且富有启发性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我们深入践行并弘扬“天人合一”的整体性宇宙观与生态观。“天人合一”这一古老而深邃的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最为核心的哲学基石与价值追求。正如中华元典《易经》所深刻阐述的“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其中就蕴含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应当主动顺应自然运行的根本规律、巧妙辅助自然演化进程的古老生态智慧与行为准则。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复杂关系，明确指出这是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始终的最基本的关系之一，并从客观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规律的角度，为“天人合一”这一东方理念提供了坚实而严谨的科学依据与理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论断与科学理念，既牢牢把握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灵魂精髓与批判精神，也深深植根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等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丰厚历史土壤与哲学滋养，将生态环境视作与人类生存发展命运休戚相关、共生共荣的亲密伙伴与生命共同体。这些深刻论述，从文明演进的高度阐明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开创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所具有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既突破了“增长极限论”等思潮所代表的消极悲观预测与静态思维，也超越了部分西方环保思潮时常陷入的、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人为割裂和对立的思维定式与政策窠臼，实现了对生态经济观念的根本性升华、系统性整合与历史性飞跃。

　　我们创新发展并践行“取之有度”的生态利用原则与可持续实践路径。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历来高度重视并倡导“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节制理念与可持续利用原则，例如儒家经典《孟子》中曾精辟论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生动而具体地体现了我国先民朴素的、注重时序与节律的可持续资源利用思想与生态管理智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明确指出，自然资源作为重要的劳动对象和物质前提，是构成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习近平经济思想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分析方法，激活并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传统“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伦理原则与实践智慧，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与治理之中，提出了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相互促进、协同推进的绿色发展双轮驱动路径。例如，在解答长江流域如何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这一重大现实课题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与根本遵循，引领长江经济带沿岸各地区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康庄大道与科学路径。这实际上是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一古老的生存智慧与发展理念，转化成了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可量化考核性的区域协同治理方案与整体性发展规划，展现了在宏大国家战略与时空维度上进行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的卓越战略思维与历史耐心，有效纠正和超越了那种认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必然相互冲突、不可兼得的陈旧观念与发展模式，推动两者在实践中实现了更高水平的和谐统一、相辅相成与良性互动，从而为加快培育和壮大绿色生产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积累了弥足珍贵的中国经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中国模式。

　　激发全球经济新增长动力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便展现出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宽广胸襟与宏大气度，始终秉持着一种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核心精神姿态，主动而真诚地与世界各国人民及丰富多彩的文明体系开展广泛、深入且富有成效的交流对话与务实合作，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为人类社会的整体文明演进、进步与共同繁荣发展作出了卓越而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贡献。从古代横跨欧亚大陆、绵延万里，有效连接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丝绸之路的伟大开辟与持久繁荣，到明代郑和率领当时世界规模最为庞大的远洋船队七次劈波斩浪、远航西洋，广泛播撒和平、友谊与合作的航海壮举，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地蕴含和执着追求着“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的崇高社会理想与核心价值理念，这种精神特质可谓一以贯之、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向前推进、各国前途命运前所未有地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当今时代，习近平经济思想以其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鲜明的时代前瞻性，深刻强调国与国之间必须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广泛合作中坚定追求互利共赢等核心原则与行动指南，这无疑为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日益严峻复杂的全球性挑战、有效破解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促进全球经济实现持续稳定与高质量增长、进而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不断进步，贡献了充满东方智慧与中国特色的新思路、新理念与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新方案、新路径。

　　进一步大力弘扬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对外开放的悠久历史传统与其中蕴含的宝贵实践经验。中国古代富有远见的先贤哲人曾明确提出“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的深刻论断与精辟见解，这生动而鲜明地折射出古代中国在对外交往与经济互动中始终注重仁义道德、强调和谐共生、追求共同利益与长远福祉的开放观念与深邃哲学思考。然而，客观而言，受制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认知局限以及当时的社会结构与条件，传统的对外开放体系在开放的覆盖广度、内容深度以及制度化、规范化的保障水平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其历史阶段的局限性，因而难以完全适应现代经济全球化深度演进、高度融合且日益复杂的现实需要与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世界贸易的蓬勃兴起、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与不断扩展等影响深远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详细而科学的论述与分析，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基本运行逻辑与其必然的历史演进过程，为我们今天科学认识、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这一复杂现象提供了坚实而深厚的理论根基与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鲜明而坚定地强调“必须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性地提出了一整套推进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的战略构想与实施方法论，其核心目标在于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在更高质量、更高水平上实现有机结合与协同增效。通过扎实稳妥地落实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等一系列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改革举措，致力于打造形态多样、功能完善、各具特色的对外开放新高地与先行区;以更加灵活、务实、进取的姿态不断拓展和深化全球经贸伙伴关系网络;积极主动地对接并参与塑造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体系;持续释放制度型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改革红利与发展机遇，从而有效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在资源、要素、规则等方面实现更加高效、便捷、顺畅的联通与循环，推动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朝着越开越大、越开越稳、越开越好的方向坚定迈进，确保中国在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激烈竞争中不断夯实自身发展根基、提升发展质量、实现持续的进步与飞跃。

　　充分彰显中华文明所内蕴的“天下为公”的博大世界情怀与自觉的责任担当意识。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很早就怀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崇高社会理想与对美好世界的深切期许，在漫长的历史交往中，历来以讲求信义、修好和睦、亲近仁德、善待邻邦的优良传统与交往之道，同世界各国开展和平、友好的交流与互惠合作。习近平总书记以纵览全局的宏阔战略视野、观照人类共同命运与未来的深远情怀，深刻把握了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的时代特征与发展大势，创造性地提出并不断丰富、发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与系统主张。这一划时代的理念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与时代化阐释，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合共生”等思想精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它深刻而有力地回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时代之问，鲜明地强调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的所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都应当致力于实现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始终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积极参与并努力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多边与双边合作机制，与各国开展范围广泛、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务实合作，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长期稳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与确定性，也为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中国思路与可资广泛借鉴的中国方案、中国模式，其根本宗旨在于与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并肩，同心协力，共同创造和平持久、繁荣发展、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本文作者：叶宽，山东临沂大学乡村振兴学院教授，吉林大学特聘教授，贵州大学教授，中国乡村振兴课题组成员，农村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