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自20世纪80年代外出务工至新时代返乡回流现象与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工外出务工现象经历了从大规模离乡到新时代逐步返乡回流的重大社会变迁，这一过程不仅是劳动力流动的重要表现形式，更成为影响城乡结构的关键社会现象。针对这一现象，社会各界形成了不同的认知与解读，然而，不少观点受到悲观情绪的主导，进而影响了对农民工返乡问题的价值判断与研究方向。实际上，农民工的返乡回流确实对城镇经济带来一定冲击，例如劳动力供给减少可能影响部分行业的稳定发展，同时也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产生一定的延缓作用。但若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视角审视，农民工返乡并非单纯意味着倒退，反而为乡村治理提供了重要契机，标志着中国城乡发展进入螺旋式上升的新阶段。
要正确应对农民工返乡回流现象，需采取系统而全面的措施。
首先，必须强化政府的主导、引导与指导功能，通过政策扶持与制度保障，为返乡群体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应以文化治理为抓手，推动回乡农民工实现就业与创业，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增强其归属感和参与感。再次，需重点强化农民工自主创业的主体性、能动性与创造性，鼓励其依托乡土资源探索多元化发展路径。此外，还应借助“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提升回乡农民工的科学治理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使其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的经济环境。
展望未来，随着整体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那些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获得能力提升的返乡农民工将有机会重返城镇，并在新的阶段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唯有以辩证、全面、整体和动态的视角看待农民工返乡回流现象，才能准确把握乡村振兴与城乡统筹化发展的深刻内涵，同时认识到乡村治理对中国式现代化所起到的前提性与基础性作用。这一过程不仅是劳动力的空间转移，更是中国社会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回流;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农民工”是一个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概念，它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经历的重大社会转型密切相关，也是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关键组成部分。据一些学者考证，“农民工”这一术语最早由社会学家张雨林提出，他在研究中将其定义为那些离开农村土地、不再从事农业耕种，转而进入城市并参与到非农生产活动中的农民群体。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概念的内涵逐渐扩展，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将其广义化理解，认为农民工不仅包括那些背井离乡、进入大城市务工的农民，还应涵盖在县域经济、乡镇地区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的农村人口。可以说，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务工的现象，本质上是中国从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镇社会转型的直观体现，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和时代产物。
然而，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的农民工群体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不少农民工开始选择返回家乡或原流出地，形成了一股与城镇化方向看似相逆的人口流动趋势。这一返乡回流现象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但由于农民工返乡的动因复杂多样，既涉及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区域发展不平衡，也关乎个体家庭决策、城乡政策变迁等多重因素，导致现有研究呈现出观点不一、难以达成共识的局面，甚至在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从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出发，系统审视和思考农民工返乡回流这一具有现实紧迫性和理论价值的重要议题。
一、农民工返乡回流的现实状况及其成因
目前，中国的农民工返乡回流现象并非孤立或短期行为，而是呈现出动态性、整体性和加速化的发展态势。这一趋势并非近期才出现，而是经过长期积累和多重因素推动形成的持续性社会进程。根据《“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的预测，到2025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总数预计将突破1500万人。以四川省为例，作为全国重要的人口和劳务输出大省，其在外务工的农民工规模常年维持在2600万左右，约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8.8%。截至2022年底，该省返乡农民工数量已超过100万人，而到2024年8月，这一数字进一步增长，返乡创业人员规模已达到129万。这些数据充分表明，农民工返乡回流不仅数量庞大、覆盖范围广泛，而且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深远。这一趋势预计将持续扩大并进一步推进，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的浪潮形成鲜明对比，甚至构成一种显著的社会发展反差。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局面呢?
首先，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直接催生并加剧了农民工返乡潮。从全球视角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不仅冲击中国，也对世界各国产生深远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置身事外。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中国未像某些国家那样遭受毁灭性打击，但仍明显感受到其巨大的冲击力。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开始面临岗位减少、收入下降、生活压力增大的困境，于是选择返回家乡寻求出路。而最近几年的新冠疫情以及由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与下行压力，广泛冲击了世界各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大量企业面临减产、裁员甚至倒闭的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工不得不重新权衡去留，作出返乡的重要人生抉择。可以说，在世界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中国借助全球化红利实现迅猛发展，农民工进城务工成为时代主流;而当国际形势动荡、经济增速放缓时，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业机会大幅缩减，返乡因而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选择。
其次，中国低端产业的升级转型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与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原有的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消耗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低端制造代工在全球价值链中缺乏话语权和竞争力。为了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国家不断推动技术革新和自主创新。在这一过程中，一批高能耗、低效率、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逐步被淘汰或向外转移，这也是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往东南亚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农民工主要集中在这些低附加值的行业就业，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对他们构成了直接的就业压力，也对其适应能力提出全新挑战。那些教育背景较弱、缺乏专门技能、难以跟上技术更新步伐的农民工，尤其容易面临失业或再就业困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返乡也是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
再次，许多农民工年龄渐长和传统乡土观念的作用同样构成了返乡的重要原因。如果从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农民工算起，上世纪80年代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如今大多已步入中老年。例如，当时二十岁的青年现在已超过六十岁，不仅难以胜任城市中需高强度体力的工作，就连一般岗位也渐感吃力。同时，他们普遍面临赡养父母、抚育孙辈的家庭压力，再加上中国人历来重视乡土情感和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因此第一代农民工选择返回家乡成为自然的人生安排。如果说他们当年是怀着梦想离乡闯荡，那么如今则是带着阅历与乡愁回归故土。这条返乡之路，既是身体上的迁徙，也是心灵与精神的归根。正如作家林语堂所说：“无论一个人一生成败如何，他都有权休息，过上宁静的生活，享受儿孙绕膝的温暖，体验亲情所带来的最深层次的幸福。”尽管很多农民工可能并不能真正安享晚年，但渴望与家人团聚、在家乡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度过余生的愿望仍非常普遍。
最后，一批有积累、有想法、有抱负的农民工开始将乡村视作实现个人价值的新舞台。从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化来看，多元化发展是当前的整体趋势。几十年的外出务工经历不仅使很多人在物质上有所积累，更在精神层面获得提升，包括拓宽视野、增强能力、掌握管理经验乃至培养创新意识。当城市的发展空间逐渐收窄，广大乡村却正迎来政策扶持与资本投入的双重机遇。不少农民工因此思考如何将个人成长与家乡建设相结合，积极参与到本地经济的创新与创业中。
尤其在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各级政府出台优惠政策鼓励返乡创业的背景下，农民工与乡村发展需求之间形成有效对接，返乡因而形成新的时代潮流。正如前文数据所示，返乡创业人群正在迅速扩大，他们正成为中国乡土社会重建和经济内循环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农民工返乡已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宏观趋势，其影响不仅限于劳动力布局的重构，更涉及城乡关系、区域发展乃至全社会结构的深远变革。2021年，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推广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经验的通知》，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政策指导与支持;随后在2022年，国家发改委与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提出《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化了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保障与创业激励。这些政策的出台，无疑为广大农民工群体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使他们能够更加安心地选择返乡发展。有人对此总结道，党和政府正积极鼓励那些怀揣梦想的“新农人”回到乡村追求“振兴梦”，并通过提供多方面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有效吸引了许多原本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返回家乡创业。只有当农民工真正解除了对返乡后就业、生活等方面的后顾之忧，他们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家乡的建设与发展中，实现个人价值与乡村振兴的双赢。
乡村社会开始主动邀请乡贤回乡，以此开启农民工返乡回流的新机制。与以往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虹吸效应”不同，如今乡村正积极探索大力引进农民工返乡的新模式。在当前乡村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的背景下，虽然干部下乡能够带来一定的短期效益，但其效果往往有限，存在不够接地气、与当地群众之间存在一定隔阂等问题。相比之下，将本乡本土的农民工作为乡贤引回故乡，让他们担任村干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带头人、或是协调人际关系的文化骨干，不仅更具现实可行性，也更符合乡村长远发展的需要。这种做法既能够充分调动农民工服务家乡、实现自我价值的积极性，又能够为乡村治理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可谓一举多得。有研究指出，农民工返乡既有“推”的因素(如城市生活压力大、户籍限制等)，也有“拉”的因素(如乡村政府的积极招募与支持、更容易获取的社会与物质资源、对家庭与乡土的情感忠诚等)。例如，返乡企业家因受到地方领导的重视而获得社会认可，即使是一些小规模经营者——如裁缝、木匠等——也通过经济独立、非农职业以及相对较高的收入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地位。研究表明，返乡者往往相信，在本土创业比在城市更容易成功，这其中政府的政策支持、家乡的资源可及性以及情感归属感发挥了关键作用。近年来，浙江等地积极推行乡贤引进计划，将在外务工的农民工作为重要人才资源，鼓励他们回乡担任村干部或经济带头人。例如，在2020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许多地方公开面向外部招揽人才，外出务工人员成为重点考虑对象。
当然，也有一些观点从户籍制度的限制、城市管理政策调整(如清退低端产业)等角度探讨农民工返乡回流的现象，试图从政策层面给出更全面的解释。应当认识到，农民工返乡回流并非一个单一因素导致的结果，而是多种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这其中既包含一些消极的推力(如城市生活成本高、就业不稳定)，也有许多积极的拉力(如乡村发展机遇、政策扶持);既与国际经济形势的大环境相关，也离不开国内政策与市场的变化;既是一种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客观体现，也蕴含着人为选择与政策引导的主观努力。因此，只有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才能避免对农民工返乡回流问题的一般化、简单化或情绪化认知，从而在更宏观、更内在、更积极的视角下进行深入思考与理性判断。
二、如何审视农民工返乡回流现象
农民工返乡回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逐渐显现出其复杂性与重要性，不能不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至于人们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又往往因人而异，不同的观察者站在不同的角度、立场，以不同的观念和理论框架去理解，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这既反映了问题本身的多元性，也提醒我们需要更全面、更深入地进行分析。
首先，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农民工返乡回流往往被视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次逆流，甚至是一种倒退。社会学者普遍重视社会进化论，倾向于以线性的方式思考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进城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城市中农民工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城镇化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推进，反之，则可能暗示着社会进程的停滞甚至逆转。因此，社会学视野下的农民工返乡回流往往被看作问题重重，就像当初农民工进城时所带来的诸多担忧一样，这种问题意识更容易呈现出质疑、反思和否定性的倾向。例如，社会学研究一方面将农民工进城视为社会重大转型的关键标志，另一方面又深入思考其给城乡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就业压力、治安隐患、家庭矛盾等。同理，农民工的返乡回流被认为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些城乡社会问题，带来更多隐忧。总之，社会学观照下的农民工返乡回流容易进入一种反思、检讨、批评和忧虑的语境，同时也赋予了这一现象更多情感的温度与理性的深度。
其次，经济学视角下的农民工返乡回流多被视为经济消退与数字下滑的表现。在经济学者看来，城镇化与农民工进城直接拉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然而，一旦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回流，就意味着城市经济可能难以为继，出现低迷、低谷甚至滑坡等情况。某种程度上，经济学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农民工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认为有人就有经济活动，无人则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在城镇的农民工被视为活跃的经济人力资源，他们的返乡则会大大降低生产力水平，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学者面对农民工返乡回流时，与社会学者一样，也往往持悲观态度，倾向于从问题意识的角度看待这一现象，强调其可能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
再次，人口学视角下的农民工返乡回流往往具有相对中性的评价。在人口学者看来，不论是农民工进城还是返乡，本质上都是一种人口流动，是从某一地向另一地的空间移动。它主要代表的是数据的差异、变动的时间、流动的方向，以及流动的起点与终点，较少赋予其社会学或经济学的深层意涵，因此也就不容易表现出更多的隐忧或价值判断。当然，人口学研究也会对农民工的进城与返乡因年龄段变化进行一定的思考，例如出生率的降低可能直接影响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但这主要是一种一般性、通性、大概率的观点，并不倾向于过度解读或情绪化评价。
此外，管理学视角下的农民工返乡回流主要是从法规条文和组织控制意义上来理解的。在管理学者看来，农民工返乡回流作为一支庞大的人力大军，需要良好的管理、协调、组织和掌控，以达到有益、有效、高效的目的，特别是要将其转化为创造性的力量。城镇的农民工管理是如此，农民工的返乡回流也是如此，他们都需要有序、有为、有用地实现功能的最大化。某种程度上，在管理学者眼里，农民工返乡回流比在城镇时显得更自然而然和易于管理，也更接近一种自为状态，因为他们本就来自乡村，又回到乡村，加之对家庭与熟人社会的天然依附，使得这一现象成为一种自然过程，无须过度置疑或大惊小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返乡回流的农民工安排好、管理好、治理好，更多发挥其聪明才智，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当然，还可以从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的角度对农民工返乡回流加以比较分析。一方面，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说，有大量农民工涌入，必然带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促进城镇化与拉动GDP增长;另一方面，农民工也带来城市治理的难度，诸如社会治安、生态环境、人口拥挤、资源缺乏等问题。不过，整体而言，农民工的加入更有助于城市治理获得新的动能与发展机遇。就乡村治理而言，农民工的大量进城，直接冲击了乡村社会发展，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精神等方面都面临新的挑战，尤其是人才匮乏问题，这无疑是对乡村振兴的釜底抽薪。农民工返乡回流虽然会带来新的治理难度，但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乡村治理的资源短缺，特别是人才匮乏问题，也必然带来乡村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及其欣欣向荣。
以往，我们强调的城镇化发展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好像只有让农民工到城镇打工、生活，才能实现个人与国家的共同进步。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多元发展，农民工返乡回流也逐渐展现出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提醒我们需要以更开放、更全面的视角来看待这一现象。以乡村支援城镇作为现代化的标志，实际上仅体现了单一发展向度，本质上是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引领的一种路径依赖，它并不完全契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及其乡村社会的现实状况。一方面，农民工向城镇转移并非一种单向、线性的历史进程，更不可能遵循某种静态不变的模式。这一流动过程必然伴随着多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经历回旋、反复甚至阶段性的逆向调整，是在实践中不断被冲击、被重塑、被修正的动态发展。随着我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阶段，进城务工的农民不会全部选择永久定居城市，其中必然出现基于个人意愿、家庭需要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再选择过程。很多农民工最初进城的主要动机是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改善家庭生计，用更直白的话说，就是为了赚钱养家、支撑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现实需求，而非必然追求在城市安家落户、养老终老。这种选择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即中国人传统的“叶落归根”观念。不仅那些世代居住在农村、家族根基未动的农民工如此，即便是已在城市工作生活数十年的外来人口，其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渴望在老年时返回故土，回归乡土生活。因此，农民工进城务工在经历一段高潮之后，往往会迎来一个返乡回流的低潮期，这是人口流动中的自然调整和社会再平衡。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返乡并不意味着永久退出城镇化进程。当宏观经济环境改善、农村地区发展条件提升、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这些曾经返乡的农民工有可能再次进入城镇，寻求新的就业机会或创业路径，从而形成一种螺旋上升、循环互促的城乡人口流动格局。这种流动不是简单的往复，而是推动城乡融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重要机制。它既体现了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理性选择，也折射出我国城乡治理正在走向一种互补、互助、互动的新型关系。这种流动形态具有鲜明的辩证性、整体性和动态性特征，是中国城乡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因此，面对当前农民工返乡回流的现象，我们不应仅从外部归因——如经济波动、就业形势等短期因素——去做片段化、浅层的解释，而应深入其内在机理，从历史规律、文化传统、制度设计和人民主体的角度，全面把握其产生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只有站在更广阔的时空维度，我们才能避免被个别现象或局部问题所遮蔽，从而形成更加系统、开放、有效的认知框架。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对农民工返乡回流现象的研究，既需要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具体学科出发进行精细剖析，更需立足于整体观、历史观和发展观的宏大视野，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我们应当摆脱以往对返乡回流现象的悲观判断和片面理解，不能简单视其为城镇化进程的“倒退”或“问题”，而应认识到其背后所蕴含的积极意义和正向功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乡村振兴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农村是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他曾深刻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而基层的重点和难点在乡村。只有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激活每一个社会细胞，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农民工返乡回流，不仅是人口空间分布的再调整，更是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从城市向农村的反哺和再平衡，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治理优化和文化复兴的重要力量。他们带回了城市的经验、知识和资源，也在参与家乡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发展的统一。从这层意义上讲，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和全面振兴，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完整、不稳固的。农民工返乡回流不应被简单视为消极的社会现象，而应被重新评价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具有建设性、辩证性和内生性的动态实践。
三、农民工返乡回流所面临的系列问题
农民工返乡回流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和民生问题，长期以来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各级政府积极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推动相关工作不断深入，使得农民工返乡后的就业创业、生活保障、社会融入等多个方面都得到了较为妥善的处理和有效的防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在促进返乡农民工实现本地就业和自主创业方面成效显著。然而，由于现实中的多种复杂因素交织影响，当前的农民工返乡回流进程依然面临诸多深层次的困局与挑战，这些难题亟待各方认真对待并加以细致解决。
首先，农民工返乡回流尚未建立起一个具有高度共通性、共在性和兼容性的信息交流与服务平台。尽管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存在一些关于农民工返乡的信息发布渠道和交流机制，也有地方性的平台尝试提供有限服务，但从全国整体来看，仍缺乏一个互联互通、资源共享、透明高效的信息网络交互系统。这种信息平台的缺失，严重制约了农民工返乡回流工作的一体化推进、交互性协作与可持续成长。其直接后果是导致各地农民工返乡工作呈现碎片化、分散化和相互隔离的状态，难以形成协同效应和资源整合优势，阻碍了整体合力的凝聚与发挥。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下，这种分散局面或许尚可理解，但在互联网、数字化、智能化甚至区块链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缺乏一个科学高效的信息化治理平台，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要求，更难以支撑农民工返乡工作的现代化转型。以农民工的网络销售为例，虽然部分返乡人员凭借在外打工积累的人脉资源和商业经验，熟悉互联网营销的方法与渠道，但从全国范围看，这样的销售平台仍然数量有限、布局分散，未能实现科学有效的整合与优化。资源的碎片化导致无法在统一的信息平台上实现高效协同和效益最大化，反而容易受到虚假信息、无效信息乃至信息空白的干扰。农民工网络销售尚且如此，在文化传播、思想交流、道德建设、精神引导等更深层次的信息平台构建上，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和紧迫。例如，云南陆良县的调研显示，高达35.7%的返乡农民工反映，通过打热线、发信件等方式参与公共事务效果甚微，他们在网络平台上的留言和求助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回复。这说明即便某些地区建有信息平台，也普遍存在维护不足、服务缺位和人文关怀缺失的问题。因此，加快构建覆盖全面、功能完善、服务到位的农民工返乡信息平台已刻不容缓。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平台与精神家园的建设显得更加迫切和必要。
其次，农民工返乡回流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尚未获得足够重视和智能化开发。尽管浙江、四川、山东等部分省份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推出了一些吸引人才、发挥作用的举措，但这些努力仍局限于局部地区，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规模效应和广泛影响。更重要的是，尚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政策体系和社会机制，为返乡农民工解决实际困难、提供发展支持。其结果是大量返乡农民工所携带的资源、经验和潜力被闲置甚至浪费，这不仅无助于乡村发展，反而可能转化为乡村治理的负担与压力，使原本应具有主动性和建设性的返乡过程，变成一种被动应对的治理难题。事实上，经过多年城市生活的磨砺，许多农民工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劳动力，他们中不乏成功创业者、技术能手和管理人才，有些人还积累了广泛的社会关系、成熟的商业思维和创新的价值观念。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以及主体意识、自信心和奋斗精神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无形的资本是推动乡村发展的宝贵财富。因此，如何扭转当前乡村治理中对返乡农民工群体的忽视，将其真正纳入人才振兴和治理现代化的战略体系，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且亟需解决的议题。
再次，返乡回流农民工内部以及他们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凝聚力仍然明显不足。进城务工的经历使广大农民工在技能、视野和生存能力上有了显著提升，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在公共事务参与意识、集体合作精神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短板。以云南陆良县的具体调研为例，部分返乡农民工坦言：“长期的城市生活导致人际关系疏离，回到乡村后与村民之间缺乏共同话题和深入沟通。”数据显示，该地区返乡农民工中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仅占22.5%。不同的生活背景和行为方式使他们难以融入当地的集体事务，这也直接影响了乡村共同体的构建进程。以上坝村为例，外出务工年轻人占农民工总数的30%以上，长期在外生活导致村民间关系疏远，形成了一种“半熟人”社会形态。此外，有66%的返乡农民工明确表示不愿过问和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当被问及回乡后曾参与哪些公共活动时，近一半人选择沉默;他们普遍认为乡村治理属于村干部的职责范围，与个人无关。当进一步询问是否愿意加入村委会或承担社会服务、乡村建设、政策宣传、文化传承等公共事务时，高达80%的人表示“从未考虑过这一问题”。这些现象充分表明，提升返乡农民工的集体认同感和公共参与度，是当前推进乡村治理和社区融合过程中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很显然，当前许多农民工在公共事务参与和权利维护方面尚未形成清晰的主体意识，对于乡村现代化建设的责任感和内在驱动力也明显不足。
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整体治理水平的提升与现代转型进程的推进。
第四，返乡农民工群体普遍存在知识储备不足、管理能力薄弱，尤其是现代化素养较为欠缺的现实短板。必须认识到，乡村的现代化建设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又必须以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技术能力与管理方法为前提，否则再好的政策与规划都难以落地生根、产生实效。尽管农民工在进城务工期间接触了城市的工作方式与生活形态，在知识水平、科学素养与管理观念上取得了一定进步，但就整体而言，返乡农民工群体仍远未达到现代科学发展与管理创新所要求的标准，尤其难以适应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所提出的高标准与严要求。以科技生态农业这一现代化农业形态为例，很多返乡农民工尽管熟悉农村实际情况，却缺乏将现代科学技术和系统管理方法有效运用于农业生产与社会创新的能力，导致其难以推动农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性发展。
根据对广西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的实地调查，数据显示超过80%的返乡者创业规模偏小，初始投资金额在10万元以下，且创业形式以个体经营为主，组织化程度较低。具体来看，在初始投资规模方面，投资额在2万元以下的占30.41%，2万元至5万元之间的占25.75%，5万元至10万元之间的同样占25.75%，而10万元至20万元之间的仅占11.51%，只有6.58%的创业者初始投资达到20万元以上。此外，近70%的创业项目雇员规模在10人以内，仅有约8%的项目员工数超过50人。这一数据明显反映出，大部分返乡创业者所建立的经济实体规模有限，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所要求的规模化、组织化运作方式存在较大差距。
从行业分布来看，返乡农民工仍以传统种养殖业为主，该行业占比最高，达41.37%;而民宿与餐饮业仅占6.3%，乡村旅游业占5.21%，批发零售业占4.66%，信息技术服务业占3.01%，金融与教育培训共占2.74%，电商直销占2.47%，交通运输与快递服务占2.19%，其他行业合计占29.59%。这一分布结构表明，返乡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仍集中在传统农业与低端服务业，现代科技与信息要素的融入程度显著不足。
再就教育背景而言，返乡创业群体的文化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以新疆阿拉尔市为例，返乡农民工中以高中或中专学历者最多，共83人，占比41.3%;其次为大专学历48人，占23.9%;初中及小学程度者分别有26人(12.9%)和27人(13.4%);而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合计仅17人，其中本科7人(3.5%)，研究生及以上10人(5%)。由此可见，尽管返乡农民工的整体素质相较于未外出务工的农民已有较大提升，但距离现代化经济与社会治理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仍存在明显差距。要切实推动乡村现代化进程，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善这一群体的知识结构，全面提升其现代化治理能力与技术应用水平。
当然，阻碍返乡农民工发展的远不止上述结构性、能力性问题。他们还普遍面临心理层面的挑战，例如城乡生活差异带来的适应压力、地理隔阂所导致的情感疏离、自我归属感的迷茫，以及人生价值实现的期望与现实条件之间的巨大落差。这些心理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他们更深层次的焦虑与困境。举例来说，进城务工时农民工曾体验到脱离土地束缚的自由，同时也怀有对故乡的深切眷恋;然而一旦返回乡村，尽管重新获得家庭的温暖与乡土的安宁，却常因现实条件的限制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而陷入新的迷茫与失望。这种嵌于返乡农民工生命经验中的复杂性与悖论，恰恰是导致其内心不安、矛盾与焦虑的重要根源。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进城务工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视为单向度的群体，其背后蕴藏着丰富而复杂的心理与文化内涵，这些内容亟需研究者投入更多关注并进行深入探讨。
四、以农民工返乡回流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其内在逻辑，农民工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经过城市文明的持续洗礼和现代化改造，逐渐转变为市民阶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便可宣告完成。许多中国学者也秉持这一观点，因此城镇化被理解为一种单向、线性的发展路径。表面看来，中国的现代化似乎早已被西方预设好了发展图景，我们只需按图索骥、亦步亦趋甚至全盘遵循即可实现。然而现实却远比这种设想更为复杂。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面对全球经济波动、产业结构调整、社会转型等多重不确定因素，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开始选择返乡，从而在城市中形成“用工荒”，在农村则出现劳动力再积压的困境。从普遍意义上讲，这无疑构成了一个严峻的社会经济难题;但若站在中国式治理的视角审视，这一现象反而可能是一次重要的发展转机，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宝贵契机。它需要政府从顶层设计出发，制定系统、整体的制度安排，并配以有效的实施机制与精细化的治理手段。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深刻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以繁荣农村、改善占人口80%的农民生活为目标。以此为指导所推进的现代化，必然区别于他国，呈现出工农结合、城乡融合的鲜明中国特色。”因此，面对农民工返乡的浪潮，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应对：
首先，政府应在农民工返乡回流过程中切实发挥主导、引导与指导作用，成为支持其就业与创业的坚强支柱。当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返乡问题，各级地方政府积极进行制度探索与创新。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要组织和引导那些有实力、有能力和有抱负的返乡农民工，利用其已有的资金、技术、人脉等资源兴办实业、发展产业、带动就业，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应积极加以探索和实践。四川省成立了返乡入乡创业专业委员会，为全省农民工提供资源对接与合作平台，并印发了《“雁归天府·创赢未来”农民工返乡创业服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体现出制度层面的自觉与创新。还有建议提出，应整合现有农民工返乡创业优惠政策，放宽各类园区准入限制，使返乡农民工能够享受与招商引资企业同等的待遇。税收减免、针对小微企业的“3个15万”扶持政策、创业担保贷款等应向返乡农民工倾斜，进一步降低创业门槛。鼓励有效利用荒地、废弃地和闲置土地开展创业活动，同时推动金融机构加强对农民工创办企业的信贷支持，扩大抵押品范围，建立信用乡村、信用园区推荐免担保机制，以减轻融资负担。例如江西抚州临川，作为劳务输出重要地区，当地人社部门、乡村振兴局和财政局协同合作，推出18条财政支持措施，加快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基金的运作，优化服务流程，推行“免证办”“巡回法庭”等便民服务，有效吸引企业与人才落地。然而，就全国范围来看，仍缺乏系统、整体、细致且具有创新性的制度设计，地方特色的探索仍显不足。未来，应在符合国家战略与政策要求的前提下，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大胆创新，构建有利于农民工回流的制度机制，努力打造一支留得住、用得好、推得动、有影响的农村创新人才队伍。在此过程中，服务型政府不仅要做好“搭桥铺路”的基础工作，更应强化引导、带动、促进和提升的功能，真正发挥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引擎作用。
其次，应以文化治理为抓手，推动农民工返乡之后的平稳融入和能力提升，增强其内生动力，为中国式乡村治理注入强大软实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驱动力源自文化，缺乏文化的支撑，仅凭经济和物质手段难以实现乡村社会真正有效和可持续的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如今，许多返乡农民工将城市中汲取的现代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带回乡村，改变了传统乡村的文化格局。有研究显示，这一群体不仅带回了先进的技术和知识，还打破了农村文化的封闭状态，传统小农意识逐渐被竞争意识、创新意识所替代。他们所传播的城市文化也在深刻地影响着当地农民的生育观念、婚姻观念、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婚姻观念和教育观念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农民群体不再仅仅被束缚于传统的乡土文化框架之中，大量返乡人员成为城乡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他们在尊重和传承优秀传统的同时，勇于摒弃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积极吸收并融入符合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理念。这一过程不仅显著提升了农村文化环境的开放性和包容度，也为各项制度和政策的顺利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进而有效推动了乡风文明的实质性进步。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民工返乡回流所带来的文化促进效应仍然较为有限，缺乏系统性和深层次的文化建设机制，这使得当前的乡村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外在化与表层化的倾向。实际上，除了借助返乡农民工推动社会风俗的转变之外，还需大力加强文化产业、文化创业、文化底蕴和文化创意等多个维度的建设。诸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文化自信的培育以及文化精神的弘扬等，都应被视为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和核心资源。
第三，要着力增强农民工在自主创业过程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为培育新型农民、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始终在于广大村民，尤其是新型农民群体的崛起，而返乡农民工正是这一“新”力量的重要代表。因此，如何突出返乡农民工的引领作用，强化他们的主体意识、自觉性、自信心和创新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从现实情况来看，许多返乡农民工仍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他们既难以迅速重新融入乡村社会，又常常得不到各级政府应有的关注与支持，再加上自身存在一定的犹豫和矛盾心理，导致其难以充分施展新型农民的作用。为此，亟需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为返乡农民工明确社会定位，增强其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主体感，充分调动其能力与潜力，激发他们建设家乡的荣誉感和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同时，也应提供相应的物质回报和精神荣誉。例如，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劳务品牌，就是为农民工就业增光添彩的有效举措。成都市各区(市)县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通过“产业+行业+协会+部门”的协同模式整合各方力量，分门别类地挖掘和培育劳务品牌，目前已选拔和培育出各级特色劳务品牌44个，覆盖现代农业、服务业、制造业、乡村旅游业以及非遗手工艺等多个领域，累计带动就业95.24万人。总之，必须让返乡农民工从原本的“他者”转变成为“我们”的一员，并进一步使其成为“我们”之中的引领者和创新者。唯有如此，返乡农民工才能以真正的新型农民姿态，引领中国式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领跑力量。
第四，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全面提升返乡农民工的科学治理能力，以此加速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步伐。如果说当前乡村治理存在最突出的短板，那么最有可能实现快速突破的途径就在于新技术，包括互联网、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广泛应用。然而，由于乡村社会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文化教育资源匮乏，知识结构较为单一，现代化水平不高，物质基础相对薄弱，乡村在科技与信息层面难以与城市治理相媲美。但随着农民工返乡潮的出现，这一状况正在发生根本转变。返乡人员如同一根有力的杠杆，能够撬动长期以来固化的乡村社会结构，带来深层次的变革。例如，2020年云南陆良县在进行村内不动产权登记时，因缺乏懂电脑、会统计的专业人员，特地邀请了十多名返乡人员志愿参与，最终高质量完成了该项工作。这一案例充分证明，新技术确实是“第一生产力”。在返乡农民工中，不乏精通计算机、熟悉互联网、擅长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专业人才，应当充分发掘和利用他们的优势，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新的活力。
农民工返乡回流对城镇化进程或许在短期内构成某种挑战，但对乡村振兴而言，却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也是城市反哺农村、实现真正意义上城乡革命的重要举措。我们应当紧紧把握这一城乡人才流动的新趋势，努力填补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诸多空白与短板，快速、高效地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而当新的发展形势形成、城镇加速发展的机遇再度来临之时，这些经历过乡村治理锻炼的农民工很可能重新进入城市，并凭借其对乡情、民情的深入理解，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参与城镇化建设。由此可见，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民工进城，到近年来的返乡回流，再到未来的重新进城，这是一个巨大的、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必然经历的曲折与发展。只有通过这样的循环与历练，中国的城乡统筹发展才能根基稳固、行稳致远，中国式现代化也才能真正全面实现。
本文作者：叶宽，山东临沂大学乡村振兴学院教授，吉林大学特聘教授，贵州大学教授，中国乡村振兴课题组成员，农村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