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孕育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之中，其思想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观念高度契合，人文精神一脉相承，道德规范内在相合，形成了血脉相连的有机整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静止的遗产，而是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度结合，在坚持守正、勇于创新的原则指导下，不断适应并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进程，从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并反过来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深化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与动力。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文化根脉与精神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功能：它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深厚的理论根基与历史合法性，提供了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强大精神力量，并构筑了坚实而独特的文化支撑体系。因此，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增强文化自信，在持续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与精神独立性;必须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努力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文化形态;还必须秉持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在广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积极参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动力与坚强支撑。
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与各国具体国情特殊性辩证统一的生动体现，是现代化内在的共性规定与各国基于自身历史、文化、现实所形成的独特道路的有机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了深刻论断，明确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并强调“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深刻把握并体现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普遍原则，更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因此，它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等，更拥有基于自身悠久历史传统、深厚文化积淀、复杂基本国情以及独特资源禀赋而形成的鲜明中国特色。这种中国特色，既源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与内在规定性，也深深植根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演进轨迹、文化价值体系、现实发展条件与自然人文环境之中。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赖以生长和发展的文化根基、精神命脉与文明底色，从深层次上塑造并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凸显了其鲜明特征、指引着其价值取向、并规约着其实践追求，从而成为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文化标识与精神符号。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强调，“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并要求“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再次凸显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来支撑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意义。站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历史起点上，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根脉的核心作用，就需要我们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要求的深刻契合性与鲜明特征，系统梳理和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理，全面谋划和落实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与策略。最终，我们要在坚定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上，完成培根铸魂的时代使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宏伟征程中不断迸发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与创造伟力。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一个历久弥新的核心命题，始终吸引着学者们的深入探究。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更是构成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支柱和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学术界围绕这一重大议题，从多元化的理论视角出发，不断探寻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精神内核与价值理念上的深度契合与交汇点。研究者们一方面回溯历史长河，细致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现代化宏伟实践的复杂而曲折的历史脉络;另一方面立足当下现实，系统性地探讨如何有效激活并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以切实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方略与具体路径。这些卓有成效的探索，不仅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和思想资源。
第一类研究主要遵循理论逻辑的推演路径，着重于剖析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宏大理论体系内部所蕴含的深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部分学者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所彰显的五大鲜明特征，无不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例如，“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特征，继承并发展了传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治理智慧与政治理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生动体现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一源远流长的社会理想与崇高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古代“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辩证发展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则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古老生态哲学观高度契合、一脉相承;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抉择，更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和合共生”的外交智慧与文明品格。另有学者从更深的哲学层面进行挖掘，认为“保合太和”所代表的宇宙整体和谐观，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所蕴含的天下秩序观，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得以确立和发展的深层哲学基础与根本逻辑前提。还有学者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现代化的被动客体，而是为其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内生动力与文化滋养，正是在此基础上，构筑起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其他现代化模式的、坚实而独特的文化主体性。
第二类研究主要沿着历史逻辑的演进轨迹，深入考察自近代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融入中国现代化艰难探索历程中所经历的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有学者将研究焦点集中于中国现代化起步的早期阶段，当时社会对于传统文化普遍存在着各种极端化态度。例如，晚清时期出现的“中体西用”论与“西学中源”说，民国初年一度盛行的“全盘西化”思潮，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期部分文化激进主义者将传统文化全然视为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与此同时，文化保守主义则往往陷入泥古不化的复古迷思。这些思潮在不同程度上都陷入了将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简单二元对立的思维窠臼。另有学者则重点关注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二者创造性融合方面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他们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传统文化要“批判地继承”的科学方针，为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化进程指明了总体性的实践方向与根本原则。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将中国古代“小康”社会的理想概念，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之中，从而进一步明晰了以传统文化精华为现代化提供支撑的实践路径。进入新时代，以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显著标志，体现了我们党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也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擘画了更为清晰、更为鲜明的路线图与实践指南。
第三类研究主要基于实践逻辑的考量，重点探讨如何在实际层面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功能作用，并系统构建其可行的实践路径。部分学者从“两个结合”的根本原则出发，提出要通过深入挖掘和激活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理念，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与中华民族深厚的精神血脉深度融合，从而催生并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另有学者从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角度切入，强调必须彻底打破“传统—现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式，通过在新时代条件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效推动中华文明实现整体的“生命更新”与时代升华。还有学者立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广阔视野，积极主张大力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与交流，借助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普遍性智慧，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并通过持续深入的文明对话，从根本上破解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冲突论”迷思。
总体而言，当前学术界的研究已经较为系统地从多个维度梳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要素体现、历史融入进程以及现实赋能路径，对于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释。然而，现有的研究在学理化的深度与系统性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例如，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具体实现传承与创新、继承与发展、守正与嬗变这一辩证发展过程的动态机制，探讨尚不够深入和细致;聚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体通过何种内在作用机制影响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尚显不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视野，深入考察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精神力量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能动性作用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从方法论维度出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建构的研究，也亟待进一步完善和整合。基于上述研究现状的审视，本文将研究焦点集中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这一核心议题，尝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行深化和拓展。本文旨在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理念、目标取向与实践逻辑上的深层契合之处，深入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与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多元化、可操作的实践路径，以期为进一步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提供新的知识增量与理论参考。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然而他们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并非能够在完全由自己选定的理想条件下进行创造，而是在直接面对的、既定的、从以往历史中承继下来的现实条件之下展开创造。”这揭示了人类历史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文化具有显著的历史继承性。我们从历史长河中所继承下来的各种思想、观念与行为传统，必然会对新思想、新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历史继承性作为人类所建构的文化上层建筑的一项基本属性，意味着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并积淀下来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与文化传统，会以或隐或显、潜移默化的方式，深刻塑造并持续作用于社会形态的演变与发展进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其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实践路径的推进，都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丰厚历史土壤之中，并在不断汲取中华文化精华的过程中得以开拓、丰富和发展，这一内在的、本质的逻辑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呈现出高度的、多方面的契合性。要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这种多层次、多维度的契合关系，就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形态与整体结构出发进行系统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丰富思想观念、深厚人文精神与崇高道德规范，不仅构成了我们中国人思想与精神的内核，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也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启示。”这一重要论述清晰地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层次与结构，即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三大层面。其中，思想观念指向世界观、方法论等深层的、根本性的宏观维度;人文精神则涉及民族精神、价值取向等中观维度;道德规范体现为具体行为准则与伦理要求的微观维度。从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这三个维度来审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以及人民观等核心思想观念，与传统文化中的相应理念是相通的;其所体现的诸如家国一体的爱国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等一系列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中的精神遗产是相承续的;其所倡导和涵盖的一系列道德规范，也与传统文化所推崇的道德准则相契合。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鲜明地蕴含在中国式现代化中
作为最根本、最深层的哲学思想和思维逻辑，即世界观和方法论，思想观念既为社会实践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引与方向，又在深层次上塑造着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与核心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在波澜壮阔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批判性地继承和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观念，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长期不懈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逐步构建并完善了一套既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又充满时代活力、彰显鲜明民族特质的哲学思维范式。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了深刻阐述，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宝贵思想，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和凝练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这些思想精华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鲜明地、深刻地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具体体现为两者在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民主观等一系列核心观念上达到了高度的共鸣与契合。
其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深刻蕴含着“民为邦本”的民主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等古训，鲜明地凸显了中国自古以来就将人民视为国家根基与命脉的政治传统。与西方国家普遍遵循的、以资本积累和扩张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截然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强调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并在实践中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紧紧依靠人民、发展的丰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与分享。
其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生动体现着“天下为公”的社会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等思想，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先贤对天下大同、社会和谐的美好社会理想的执着追求。而“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权有无，均贫富”等论述，则具体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追求公平正义、主张均平共富的朴素而崇高的社会理想。与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常常伴随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代化道路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式现代化特别强调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定不移地推动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并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发展中享有更多、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其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内在贯穿着“厚德载物”的道德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及“庶之”、“富之”、“教之”的治理理念，强调了国家发展不仅要追求物质上的丰裕富足，更要致力于人民精神世界的充实与富裕。“富润屋，德润身”、“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经典论述，则明确指出了道德教化与精神引领对于个人修养与社会治理的深远意义。与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时常出现的物欲膨胀、精神空虚乃至异化的现象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致力于全面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积极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持续增强人民的内在精神力量。
其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完美契合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的哲学思想，形象地体现了天地万物相互关联、彼此依存、共生共荣的生态系统整体理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深刻洞见，则揭示了天、地、人作为自然有机整体的内在统一性，强调必须遵循自然固有的运行规律，体现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至高智慧。与西方许多国家在历史上曾走过的、以过度消耗和牺牲生态环境为沉重代价来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迥然相异，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旗帜鲜明地强调绿色发展，明确指出在发展中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其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协和万邦”的天下观高度契合。“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治理智慧，意指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再到天下和平，都贯穿着崇和向善的普遍价值观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宏大胸怀，推崇的是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贵和”思想;“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古老训诫，则体现了与邻为善、和睦相处的宝贵外交理念。与西方国家历史上依靠殖民扩张、武力掠夺来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完全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观坚定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伟大事业中，谋求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与长远繁荣。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得到深刻体现
作为文化精髓和民族基因，人文精神深深植根于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它不仅为国家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价值导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且深刻地塑造并影响着个体的思维方式、认知范式以及具体的行为取向。拥有数千年绵延不绝历史的中华文明，积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价值体系与丰富深厚的精神品质，其核心要义在于始终确立“人”的崇高价值地位，强调对人的基本尊严、内在价值、个体命运以及精神世界的深切关怀与充分尊重，并以此为基础不懈追求社会的整体和谐与持久稳定。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内容与最显著的标志性特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进程中，它既保持了自身悠久的历史连续性与内在结构的稳定性，又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从而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与持久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例如崇尚仁爱、注重民本、坚守诚信、讲究辩证、推崇和合、追求大同等宝贵思想，以及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无论在过去的历史岁月还是当下的现实社会，都具有其永恒而不褪色的重要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可以具体提炼和概括为家国一体的深厚爱国精神、自强不息的顽强奋斗精神以及海纳百川的宽广包容精神，这些宝贵的精神品质正是中华民族能够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经无数磨难而愈挫愈勇、奋发崛起的关键原因，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不断得到延续、革新与升华。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与家国一体的爱国精神一脉相承、紧密相连。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核心范畴的“家国同构”理念，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西周时期“敬天保民”的政治哲学萌芽。宋代名臣范仲淹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深沉忧患意识，正是对中国古代将个体命运、家庭福祉与国家前途熔铸为一个有机整体之人文精神的标志性表达，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价值序列与人生理想阶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探索中，传统的爱国精神实现了价值认同的升华与转化，即从传统的忠君观念升华发展为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三者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根本保证，以爱国主义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要义，有力推动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当西方现代化模式深陷民粹主义泛滥与社会认同危机的困境之时，家国一体的深厚文化基因成为中国成功破解现代化进程中诸多难题的关键所在，更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提供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实践方案与宝贵理论启示。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与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一脉相承、内在契合。《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进取精神，凝结着中华民族对自然运行规律的深刻认知、对个体道德品行的修为要求以及对社群伦理关系的价值追求，构成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坚实底色。在中华民族漫长而曲折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无论是应对严酷自然挑战的艰苦实践探索，还是面对外族入侵时的顽强抵抗与英勇斗争，奋斗精神逐步熔铸并升华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坚韧民族品格。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将这一传统精神进一步淬炼为系统而完整的革命精神谱系：井冈山精神彰显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的昂扬志气;“两弹一星”精神体现了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非凡勇气;改革开放精神展现了敢闯敢试、开拓创新的蓬勃锐气。这种奋斗精神既保持了深厚的历史延续性，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创新性，使中国式现代化有效避免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发展——享乐——停滞”的循环陷阱。当部分发达国家陷入福利依赖和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之时，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品质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注入了强劲而持久的内生动力，成为中华民族应对自然挑战、推动社会变革时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与精神支撑。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与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一脉相承、相互贯通。中华文明能够绵延数千年而历久弥新、不绝如缕，关键在于其秉持“和而不同”的博大包容智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通过对多民族文化的广泛吸纳兼容以及对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入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不断实现自我更新、发展与壮大。中国式现代化在动态延续传统包容精神精髓的同时，实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范式创新，将传统的“美美与共”理念升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构想;实现了文化理论的兼容创新，将传统的“和合共生”思想创造性地转化为“两个结合”的显著理论优势;实现了发展道路的系统创新，使“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古老变革智慧孕育出多样化的现代化路径与方案。这种兼收并蓄的开放传统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盛行的“文明冲突论”与“零和博弈”思维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得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现出独特的包容性优势与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定不移地秉持独立自主的发展原则，立足于本国国情与人民需要，在自主探索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与实践经验。与此同时，这一发展道路并非封闭自守，而是以开放合作的姿态积极融入世界发展潮流，为全球治理体系注入了普惠包容、互利共赢的新理念与新方案，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国际秩序，展现出既扎根自身又惠及世界的深远意义。
(三)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核心价值观传承并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准则
道德规范作为维系社会秩序、塑造国民品格和引领文明风尚的价值基石，不仅为国家和社会治理构筑了坚实的伦理基础，而且是实现长治久安与和谐发展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并进一步强调“我们要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宝贵资源，增强人们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不断提高人们道德水平，提升人们道德境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体系中关于个人的自我规定、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秩序规定、关于人与社会的价值要求，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持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道德基础和社会价值准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具有深刻的契合性。这种契合不仅体现为道德规范的历史传承，更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伦理为核心，构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整价值体系，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实现了对这一道德基因的延续与升华。
其一，在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传统文化理念紧密呼应。“兼善天下”“藏富于民”的思想树立了宏观层面的道德理想，寄予了国家“富强”的美好愿景;“民贵君轻”的传统观念强调政权合法性源于惠民利民，这正体现为“民主”的价值追求;“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理念强调通过礼乐教化与德性修养来构建“文明”社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古老智慧强调“致中和”，这与“和谐”价值观深刻呼应。
其二，在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与传统社会理想交融贯通。和合包容的社会理想所主张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理念倡导多元共存，与“自由”“平等”的价值取向相融通;孔子主张“义以为上”，反对“不义而富且贵”，体现了对“公正”伦理原则的崇尚;法家提倡“刑无等级”，则为“法治”的价值理念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其三，在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深深植根于传统道德土壤。“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担当和舍生取义的价值选择，是“爱国”精神的传统体现;“执事敬”的严谨态度、“业广惟勤”的勤勉精神以及“敬业乐群”的协作观念，彰显出传统文化中的“敬业”品格;“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训诫，为“诚信”构筑了深厚的道德根基;“仁者爱人”的博爱思想、“与人为善”的处世哲学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推己及人精神，则是传统文化在“友善”价值中的充分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道德规范的结构性契合，本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延续与升华。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伦理穿越时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并通过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路径焕发出崭新的现代活力，集中体现了当代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三、中国式现代化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作用的机理
马克思深刻阐述道：“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诸领域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然而，这些领域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彼此作用，并且共同对经济基础产生能动的反作用。”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文化展现出显著的相对独立性，它不仅反映着社会经济基础，同时也对社会结构与政治进程发挥着不可忽视的能动反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中深厚的精神积淀与价值体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具有持久、深远而强大的支撑与驱动力量。通过自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并在坚守其精髓正脉的基础上持续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断适应并融入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得以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从而进一步有力地引领和助推中国式现代化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向前发展。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根基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非被尘封于历史卷帙之中、仅供陈列瞻仰的古老遗产，而是深刻地内化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内，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精神滋养与价值支撑，从而为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理论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了精辟论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这深刻揭示了二者之间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历经百年奋斗，成功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辉煌历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这些飞跃层层递进、不断深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了牢固而先进的思想根基与理论支柱。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从多个维度广泛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养分，科学而正确地认识并处理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首先，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用辩证的、历史的眼光审视传统文化，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同时也坚决拒绝盲目崇古的复古倾向。对于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遗产，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著名原则，强调要细致甄别其中“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进行批判性分析与继承。其次，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善于为古老的文化概念与思想注入崭新的时代内涵，他倡导“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使其理论表达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从而更有效地服务于中国的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后，毛泽东同志系统性地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一是要坚持批判改造，推陈出新;二是要秉持厚古薄今、古为今用的态度;三是要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毛泽东思想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初步构建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基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步形成、不断发展并日臻完善，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富有强大生命力与适应性的精神基因，始终贯穿并深深融入这一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丰富与拓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化资源与智慧启迪。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进程中，邓小平同志坚定不移地贯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继承原则，强调必须反对对传统文化采取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接受的极端态度。同时，他极具远见地重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创造性地赋予了“小康”这一源自典籍的传统社会理想以全新的时代内涵，将其确立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性目标。他还提出了“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的系统方法论，有力推动了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此外，邓小平同志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深入人心的丰厚文化土壤，二者并非对立关系，他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有效整合与利用传统文化资源。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江泽民同志关于传统文化的深刻论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秉持的高度文化自觉。他同样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既反对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也警惕盲目复古的保守倾向。江泽民同志将“和合”等传统文化精髓创造性地融入国家外交战略构想之中，使其成为其外交思想的重要文化源泉;他提出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理论，强调必须重视并推动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他善于以史为鉴，将深刻的历史经验视为治国理政的宝贵智慧来源。在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胡锦涛同志明确强调，要使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他将文化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中，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宏伟理念，并深刻指出文化实力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继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夯实了理论根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将党的理论创新推进到新的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定位与时代价值判断，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他特别强调并深入阐述了“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意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其治国理政的深邃思想体系之中，提出了诸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根脉论”、“基因论”等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重要理论观点，成功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价值重塑与现代转化，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有力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此外，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系列系统论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到新的更高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坚不可摧的思想根基。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伟大飞跃，其本质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旧邦新命”的深层文化基因，使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智慧彼此贯通、相互成就，既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枝繁叶茂，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生机焕发，共同为中国式现代化立起精神之根、铸牢思想之魂。
(二)中国式现代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的
文化是一个国家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它能够强化民族认同、促进社会整合、凝聚起全社会共同奋进的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事实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崇高的道德追求，持续激发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就一定能够为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乘风破浪、在时代征程上阔步前行提供源源不断、深厚持久的精神支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不懈奋斗，共同开创、持续推进并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伟大事业。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它构建了鲜明的价值引领，凝聚起广泛的奋进共识，提供了充沛的精神动力，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向心力、坚实的凝聚力和持续的推动力。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深层的价值引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稳固的向心力。传统文化在社会整合中扮演着聚焦点的角色，它通过重塑那些能够唤起集体记忆与情感的认同符号，为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精神锚点。这有助于缓解社会转型期可能出现的价值真空与意义危机，避免因现代化急速推进而可能引发的文化认同撕裂，从而为构建现代国家与公民的认同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我们重塑了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其蕴含的“民为邦本”“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等核心价值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锚定了清晰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坐标，形成了一个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精神磁场。这种广泛的价值认同，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导致两极分化、鼓吹无限物欲、奉行对外扩张掠夺的西方式现代化老路，为世界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贡献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方案与深刻的中国智慧。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坚韧的精神纽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在急速的社会现代化转型中，许多国家常常面临传统与现代、农业与工业、本土与外来等多种文化形态与生产方式的矛盾与冲突，这容易导致社会陷入文化割裂与认同危机，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现代化进程的中断。然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的转化与发展，成功融入了现代语境，转化为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契合的积极因素。它通过维系一种基于共同伦理的社群关系与社会信任网络，为社会的平稳转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软性支撑”。因此，在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局部利益分歧与观念碰撞时，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挥着如同文化“粘合剂”般的关键作用。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共享的文明叙事以及深厚的民族情感，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条坚韧的精神纽带将亿万人民紧密联结在一起，从而将整个社会有效地整合成为一个休戚与共、携手前行的现代化建设命运共同体。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丰沛的精神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不竭的推动力。传统文化犹如一个民族的“历史基因”，通过有选择地适应时代要求并进行功能性的转化，它能够蜕变为推动现代化的宝贵精神资源。在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通过功能性的剥离与结构性的嵌入，成功激活了现代化内生的、自发的、可持续的发展动能，从而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华民族的先辈们在漫长历史中，与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挑战抗争，逐渐锤炼出了不怕艰难、吃苦耐劳、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这种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强大精神力量，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被创造性地转化为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在改革开放时期，又进一步转化为敢闯敢试的特区精神、开拓创新的改革开放精神;进入新时代，则继续焕发为攻坚克难的脱贫攻坚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家精神、众志成城的抗疫精神。这些在不同时期孕育的伟大精神，是激励中国人民百折不挠、艰苦奋斗、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制胜法宝，正是这种精神传承使中华民族能够历经沧桑而生生不息，饱经磨难而意志弥坚。
综上所述，在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百余年伟大斗争中淬炼而成的革命文化，以及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交融互通，共同构筑了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一往无前的磅礴精神伟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了深厚的中国精神基石、提供了鲜明的中国价值导向、汇聚了强大的中国力量源泉。概而言之，在现代化波澜壮阔的发展变迁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砥砺前行的磅礴伟力，凝聚起鼓舞亿万人民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艰苦卓绝斗争的巨大精神力量。向心力筑牢了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凝聚力整合了多元的社会力量，推动力激活了民族的奋斗基因，三者协同作用，最终形成了全体人民同心同德、顽强拼搏、共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而恢弘的历史局面。
(三)中国式现代化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支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基因与精神命脉，在推动国家高质量发展、为治国理政提供深厚智慧借鉴、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促进国际文明交流互鉴等多个关键领域，持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在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建设、文化繁荣兴盛、社会治理优化以及对外交往拓展等多个维度，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注入了坚实而持久的文化支撑力量。
第一，以文化产业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通过现代科技赋能与跨界产业融合，被创新性地转化为各类文化产品与服务，借助“文化+”模式不断打破传统产业边界，使文化领域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持续释放经济建设的新动能与新活力。同时，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等伦理观念与道德规范，有助于引导和约束市场行为，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从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第二，将优秀文化理念转化为国家制度优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与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其中蕴含的治理思想与政治智慧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与思想资源。例如，民主集中制原则与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对传统“大一统”政治智慧的传承与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则延续并升华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方略，则是对历史上“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治理传统的时代性创新。这些传统治理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深层的基因性塑造，为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与理论滋养。
第三，以优质文化资源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化现代化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与关键衡量标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现代创意表达与产品转化，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加丰富多样、高品质的精神食粮，有助于推动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目标;同时，通过对人民群众持续的文化熏陶与价值滋养，有效促进了人的思想观念、道德素养与综合能力的现代化，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与精神动力。
第四，以传统文化符号与智慧赋能现代社会治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智慧，通过符号化提炼、机制化创新，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与生命力。例如，“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传统理念，为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实现提供了潜移默化的文化心理基础;“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与乡贤文化、家风建设等，有助于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规范体系，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而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治理体系，既传承了“为政以德”“德礼为政教之本”的传统政治智慧，又适应了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治理需求，实现了传统治理资源的现代转型。
第五，以独特的文化叙事增强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垄断提供了独特而深厚的思想理论资源，通过有效的国际传播能够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借助“和合共生”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厚植和平外交理念，从“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发展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倡议，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通过“达则兼济天下”“立己达人”的叙事框架，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感召力与认同度。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凭借其深厚的文明积淀与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支撑与精神滋养。在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我们既要深入挖掘和阐释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发展理念、治理智慧、精神资源与外交思想，也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产业升级转型、科技融合赋能以及传播方式革新，系统性地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发展优势与竞争实力，从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中，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方式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着力“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并有效“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进入新时代，我们既要深刻把握文化传承与创新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和汲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深层根源性力量与精神支撑;又要与时俱进，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不断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从而建构其在当代社会的鲜活生命力和核心价值。同时，我们还需要积极形塑一套融通中外、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的中华文明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与叙事方式。通过这一系列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弘扬的扎实工作，我们旨在不断巩固和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进而为成功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适应的、富有生命力的新型文化形态，并为最终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坚实而深厚的文化根基与精神源泉。
(一)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巩固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
“第二个结合”对于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基、全面打开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广阔空间、巩固并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的，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成为现代的，更让经由这一‘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所特有的文化形态。”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化意蕴与表达形式，同时也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二者的有机融合有效激活并滋养了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动力。因此，必须在坚定文化自信、秉持文化自觉的历史进程中，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方面，要持续深化并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事业。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其“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中华民族的“根脉”相结合，能够催生出富有生机活力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而深厚的理论基石。我们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沃土之中，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在这片土地上扎根更深、枝叶更茂。要坚持并深化“第二个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之“矢”，精准射向新时代中国发展实际之“的”，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展现出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大势、把握时代脉搏、引领时代潮流，始终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另一方面，要全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厚、最持久的文化软实力，必须加以继承和弘扬。我们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积淀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营养、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其永恒的精神魅力，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育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精神源泉。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演进脉络与发展走向，系统阐发中华文化蕴含的独特哲学思想、价值理念与鲜明特色，汲取其中丰富的思想精华、深邃的精神内涵与崇高的道德精髓。“中华文明的复兴绝非简单复古，而是旧邦新命，是要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要依靠‘两个结合’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简而言之，通过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来确立和巩固我们的指导思想，让“真理之光”照亮民族复兴的宏伟征程;通过大力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来激活古老文明的基因，使“旧邦”焕发出时代“新命”，二者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历程中相互交融、相得益彰。唯有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方能以坚定的文化自信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堡垒，从而答好民族复兴这一历史与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
(二)在创新中坚持守正，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重要论断精准而深刻地指明了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以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的先进文化形态的根本方法与核心路径。在这一宏大进程中，守正与创新构成了不可分割、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守正是我们立足的坚实根基与根本前提，确保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与本质属性;创新则是驱动文化繁荣兴盛、永葆生机的强大动力与活力源泉。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历史实践之中。
具体而言，创造性转化主要指向那些至今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与启示意义的传统文化元素，要求我们根据当代社会的实际需求、审美取向与精神追求，对其进行精心的改造、提炼与重塑，从而赋予这些古老智慧以崭新的时代内涵与鲜活的生命力，使其能够跨越时空，在当下焕发光彩。而创新性发展则要求我们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以及提出的新课题、新挑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内涵进行主动的补充、合理的拓展与不断的完善，使其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都能与时俱进，更好地回答时代之问。
一方面，必须深刻认识到，守正是所有创新工作的根本前提与坚实保障，其核心要义在于坚定不移地守护与传承中华文明最本真、最独特的本质性特质与标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牢牢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脉”与思想源泉;必须坚守中华文明数千年来积淀形成的、反映民族品格与价值追求的精神内涵与核心价值观念;必须坚守决定文化特质与民族身份的文化基因、理论根基与历史根脉。为此，我们需要投入更大力度，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深邃哲学思想、高尚道德精神、丰厚人文精神的系统性挖掘与时代性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能够同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现状相契合、同现代社会运行规则相协调;需要精准提炼中华文化宝库中的思想精华与文化精髓，在积极适应国家现代化总体进程的同时，对其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创造性改造与转化，用反映时代进步方向的先进精神激活其内在潜能，使其展现出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
另一方面，必须充分理解，创新是在坚守根本基础上的必然发展与飞跃，是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的关键所在。这具体体现为必须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着重强调通过内容活化(赋予传统内容新解读)、形式创新(运用新载体新表现)、技术赋能(借助数字科技等手段)和载体转换(拓展传播与体验平台)等方式，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创新性发展则更侧重于内涵的深化与拓展(丰富其意义)、产业的升级与壮大(发展文化产业)、跨界的融合与共生(与其他领域结合)以及价值的有效输出(提升文化影响力)，其本质是按照新时代的特征与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与发展，推陈出新，实现传统精华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衔接与和谐统一。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要通过数字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赋能，结合当代审美进行文化表达形式的革新，从而实现表现形式的创新;同时，要通过积极回应时代重大课题，对传统文化价值进行当代重构与阐释，从而实现思想内容的拓展，全面激活传统文化资源所蕴藏的现代生命力与影响力。
总而言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守正创新，守的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根脉之正、精神之本，创的是其面向未来、服务时代的形态之新、境界之阔。这一复杂而深刻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指导力量来激活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通过数字文明时代的技术力量来重构其现代表达形式与传播体系，通过具备全球视野的开放胸怀来拓展其文化边界与影响范围。最终，这一切努力都将汇聚成强大合力，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宏伟目标的实现，成功构建起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适配、既继承传统又彰显时代的崭新文化形态。
(三)坚持开放与包容，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中华文明的深厚包容性，是其历经五千余年风雨洗礼而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核心密码与内在动力。在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不同文明间对话日益频繁的当代背景下，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精神态度，在广泛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过程中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深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中弘扬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已成为构建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路径与重要方法。一方面，必须在持续开放中积极推动传统文化于创新中实现赓续绵延、历久弥新。在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型与发展的复杂过程中，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坚守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与独特性，维护其精神内核与基因谱系，又要以更加开阔的全球视野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主动、审慎地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必须始终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积极学习、参考世界各国、各民族文明的精华部分，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批判性继承与综合性创新，实现传统价值体系的多元整合与当代重构。要深入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策略，努力贯通历史与现实的时空维度，融合中国与世界的文化资源，不断推进传统文化在知识体系、理论框架与方法路径上的全面创新，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另一方面，必须在真诚包容中有效推动传统文化于广泛传播中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境界。中华文明所展现的包容性，绝非简单被动的接纳或机械的叠加，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融合再造，是在互动中创造新质文化的能力体现。为此，需要不断完善立体化、多层次的国际传播格局，创新文化宣传的理念思维、运行机制与话语表达体系;需要着力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华文化国际形象，显著提升传统文化的国际吸引力、感染力与感召力;需要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认真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具有中国文化智慧的解决方案，并着力构建能够清晰阐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叙事话语体系。开放包容不仅是文明持续演进、保持活力的根本源泉，也是文化自信得以确立并彰显的显著标志。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流、交融与交锋日趋频繁的复杂形势下，唯有通过深入、平等的文明交流，才能激活中华文化的深层基因与生命活力;唯有通过广泛、有效的文化传播，才能拓展中华文明的边界与影响力范围;唯有通过持续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塑造更多为世界人民所熟知、所喜爱的中华民族文化形象，才能充分发挥中华文化在引领时代思潮、促进文明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从而切实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通相融;才能构建起一个贯通历史与当下、联结中国与世界的、富有生机的传统文化生态系统，进而有力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进程;才能拉紧各国人民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的精神纽带，更好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伟目标的建设。
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在当代中国所展开的历史性伟大实践，其丰富的精神内涵与鲜明的独特品格，深深植根于并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滋养与深刻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内在关联性与逻辑一致性，这深刻揭示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在思想观念体系、人文精神追求、道德规范准则等三个核心维度上实现了深度的契合与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第二个结合”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理论根基与历史合法性;通过有效的价值整合与持续的精神滋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与价值支撑;并通过在多维度、多层次上嵌入国家发展与社会生活，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提供了坚定的文化支撑与认同基础。立足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作出的新的战略部署，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关键着力点在于：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筑牢新时代的文化主体性，确保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以“守正创新”的根本原则持续激发文化的内生创造力与时代活力;以“开放包容”的宽广胸怀不断拓展中华文明的全球影响力与感召力。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汲取历史智慧与面向未来发展的统一中焕发新的生机，在有效传承与大胆创新的双向互动中行稳致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与感召力，并在积极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事业中，持续贡献独具特色的中国智慧与坚实有力的中国力量。
本文作者：叶宽，山东临沂大学乡村振兴学院教授，吉林大学特聘教授，贵州大学教授，中国乡村振兴课题组成员，农村研究院院长。
